沟口教授，滨下教授，各位同仁，各位朋友，能够参加旅日中国社会科学学会的第十四次年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所考虑的，中华民族再生或者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文化信息，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解：中华民族的再生，特别从“文化中国”的角度，不仅是中国内地，也包括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外的其他华人世界。很明显，这个崛起或者再生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有政治，甚至军事的含义。
我们所了解的西方还相当片面
　　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160多年来，一直是向西方学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相同的。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代知识分子，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特别是严复，还有王国维和孙中山，然后像五四时代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张君劢，甚至在佛教界像欧阳竟无、太虚，也是以向西方学习，以中国能够现代化为主要关切点。然后在民国时代，像新儒家，熊十力或者梁漱溟，讲知识论的金岳霖，讲美学的朱光潜和宗白华，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如何能够西化，如何能够现代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港台的，像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或者在内地的张岱年、冯契、任继愈，乃至今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在内地的还是海外的，向西方学习仍是一股占有绝对优势的主流。
　　所以我们常常提到需要补课，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提出 “新启蒙”的要求。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开始学“兰学”到学英国、法国、德国，特别是最近向美国学习，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条非常漫长的旅途，而现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开端。以佛教为例，印度文化传到中国，经过800多年的消化过程，从“格义”到用中国的基本的观念，像道、无，来了解梵文里的Sunyata（空），先把佛教经典翻译成中文，然后慢慢地发展具有中国特性的佛教文明。譬如说，华严宗的兴起、天台宗的兴起，乃至后来的禅宗，所谓的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传统，乃至在民间大行其道的净土宗，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如果就从经典翻译的本身来看，在今天用古代汉语所书写的梵文和巴里文的经典，远远超出现存梵文和巴里文佛经的总合。这充分显示体现印度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侧面，当然佛教进而也发展成越南、朝鲜和日本的佛教。
　　大家想想看，要到什么时候，中文对西文的翻译，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甚至拉丁文、希腊文的数量能够达到西方现在所发展阶段的10%、20%、30%，这条路程非常漫长，可能要用世纪的单元来考虑。从经典的翻译来看，100年来的西化运动，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像胡适之先生他们那些前辈支持陈序经提出的全盘西化，虽然当时大家认为这个说法是很有片面性的。当时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惰性实在太大。即使我们说全盘西化，以100%的力量来翻译，达到目的可能只是10%或20%。假如只以40%或50%的力量来西化，那么达到的目的恐怕还要低于10%或5%，所以这是一个策略性的考虑。尽量要提全盘西化以达到矫枉过正的目的，而实际上，如果从文化的流通和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来看，这个路还很漫长。我们所了解的西方还相当的片面。因此，从西化，经过现代化，到全球化，即从西化一根而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任务还非常艰巨。
演讲人：杜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