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第四届金威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又上路了，也有些利好消息支撑着“超四世”复苏的传说，其一，在联赛开打前两天，中国足协与深圳金威啤酒公司达成协议，后者出资3500万买断中超冠名权，此举令中超避免了继2005赛季后再次“裸奔”的尴尬局面再现。
　　其二，与中国足协杯葛了数年的中央电视台决定出资600万成为电视转播分销商，在此之前，上海东方卫视也结束犹疑，同意以每年1400万价格与足协续约5年，继续充当电视转播主播台。
　　与这两大利好消息呼应，尽管气温骤降又豪雨不断，首轮7场赛事仍然有场均1.66万人涌入了球场，与2005年的1.36万、2006年的1.47万相比呈稳步攀升的势头，总共18个进球数（场均2.57球）高于被认为是除欧洲外，全世界上最成功的职业联赛——— 日本J联赛的2.33球。
　　赞助商回来了，媒体回来了，球迷也回来了，早已因 “5·19惨案”、“假球黑哨”、“钱多人傻”、“韩乔生语录”和“李毅大帝”等一系列怪相而成为社会生活中一口大痰盂的中国足球，此刻俨然呈现出强劲的复苏景象。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存在着致命的阿喀琉司之踵，中国足球就像那个吃力地推着巨石上坡的西西弗斯，很多人在勉力工作，力图使其恢复1990年代时的光荣和梦想，可是复苏的基础是那么脆弱，体制性的沉疴宿疾又是那么的深重，以至总是终点又回到起点。
　　说起来，始于1994年的中国职业足球是由万宝路的美金和以央视为首的众多媒体的包装、炒作这两大利器撬动并走向火爆的，联赛主管官员最重要工作就是要搞掂联赛冠名权和电视转播权。
　　在1990年代甲A鼎盛期，从联赛冠名权到俱乐部控股权都蕴藏着巨大商机。2002年，百事公司以760万美金/年的翻倍报价抱得美人归，这一数字比之联赛草创时已经溢价600%以上，最高纪录则是西门子公司的800万欧元。
　　在电视转播方面，甲A却一直无法使转播权成为联赛的支柱性商业资源，一场比赛只能卖十几万人民币。央视当然有央视的理由，甲A的红火确实离不开CCTV5的包装炒作，只是当甲A的火爆造就了《足球之夜》这个名牌栏目进而支撑起一个体育频道时，马国力们也该收起救世主的作派而善待甲A。
　　2004年，阎世铎豪赌出线，全面搞僵了与投资人、赞助商和电视台的关系，令中超以裸奔出场，以球队集体罢赛和投资人造反收场，职业联赛几近崩盘，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人数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不少场次的观众甚至还没有工作人员多。这与1995年足协杯时，15000名上海球迷从海陆空各路涌入古城南京盛况相比，让人恍若隔世。
　　2005年年初，背着毁了国家队又毁联赛的千古罪人之恶名，阎某人黯然离开中国足坛，中国足球进入谢亚龙时代。谢亚龙别号“谢奥运”，既然同样是体制内的人，那在执行出线足球的既定战略方面比之阎世铎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毕竟亲眼目睹了“阎政治”恶搞足球的灾难性结果，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能力图维护联赛的利益。比如两度顶住总局领导关于实施南北分区赛并实行赛会制的“建议”，让中超还保有主客场、升降级等职业足球的精髓。同时，在南勇等人的努力下，与赞助商和电视台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松动，毕竟足球还是最好的广告载体，这个社会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大痰盂，而与中超的持续冷战则导致《足球之夜》收视率和影响力的直线下降。
　　可是谢亚龙也好，南勇也罢，他们只能做体制和职权所允许做的事儿，尤其是不能越出线足球禁区一步。于是，尽管奥运会还是一年半以后的事，尽管所涉及的球员人数不到全联赛的1/20，可是2007年联赛工作的基调仍然是无条件地为国奥队让道，为此不惜把联赛割裂成五大段，并提前至三月三进行，此时人们还没有过完传统的元宵节呢，而在国奥队参加土伦杯邀请赛期间，联赛还得停摆。
　　当职业足球始终摆脱不了出线足球小媳妇兼取款机角色时，其边缘化趋势就不可避免。所谓复苏，或许称之为僵而不死更恰当些，金威公司的3500万人民币冠名费较之西门子的800万欧元几乎打了对折，其品牌号召力和示范效应也无法与那些国际巨头相提并论。至于东方卫视与中央电视台合起来的2000万转播费，更比东方卫视过去三年总共15000万的报价缩水一半都不止。
　　体制的压迫、市场的唾弃业已成为横亘在中超面前的两座大山，大山不除，复苏的梦想就很难照进现实。
周文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