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江/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际，中国历史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如何评价？再一个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牵涉着千万人的大批冤假错案如何处理？历史走到1978年，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有个明确的回答
历史走到了一九七八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往后的路怎样走？
1977年底，我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之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366页》）
1978年的中国，很像马克思讲的这个“一定时候”。许多本来就摆在眼前的事实，因为精神的麻木，却视而不见。现在一下子都显露出来了。“四人帮”粉碎以后，人们的目光、思想，不约而同地一下子集中到以下几个问题上面：
1976年，人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必须平反；
被诬为 “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的冤枉必须昭雪；
一大批残害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冤假错案必须推倒；
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一批有经验有威望的老革命家必须尽快出来参加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
“四人帮”编造的一系列压迫人民的所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必须批判。
以这一套“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这些想法，在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下子变成了广大干部和老百姓街谈巷议的大实话。把这些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讲出来，摆明了，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华国锋、汪东兴提出的办法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一来，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因为“四人帮”的许多“理论”、政策，正是毛主席看过的，阅过的，点头同意的。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和大批冤假错案的问题。
汪东兴说：“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机关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又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不能批‘四人帮’把毛主席也批了。”（在山东视察时的讲话）
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耿飚同志就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四人帮”等于没有粉碎。
这就是说，历史等于又要倒退到1976年以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际，中国历史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如何评价？再一个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牵涉着千万人的大批冤假错案如何处理？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牵涉到千万人的包括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的冤假错案不能平反。这样做，历史能够允许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答应吗？历史走到1978年，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有个明确的回答。
当时我的心情是有解放，也有郁闷。说解放，是指我终于摆脱了文革中挨整的厄运。文革中激烈的斗争给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创伤，犹如做了一场又一场噩梦。说郁闷，是面对 “两个凡是”盛行这样一种状况，十分忧虑。这样下去，中国何时才能摆脱大灾难？
我在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和胡耀邦同志有不少接触，觉得他思想很解放，又很有魄力，因此对耀邦同志寄予了很大期望。
果然，代表历史前进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最典型的是胡耀邦所说的话。
胡耀邦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实际工作由胡耀邦主持。7月，胡耀邦指示创办了党校理论刊物《理论动态》。这一年12月，胡耀邦又兼任中组部部长，所以他对于当时党内思想理论状况和冤假错案状况是非常了解的。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实践是错误的”，“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过程，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和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说，判断事情，只能以客观事实为准，不能以某个权威为准，包括毛主席所作指示。因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8-39页）
历史走到1978年，到了这个时候，“领袖也会犯错误”这个历史唯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