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京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
其实，由赤医转变而来的今日农村里的乡医，与历史上的乡村医生倒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点认识，我是在阅读人大清史所杨念群教授的著作时得到的。杨教授的这本书（《再造 “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中国乡医一窥究竟。
不妨从一个场景开始。30年代河北定县，离北京200公里，已通火车。据李景汉等社会学者的调查估计，这个当时40万人的县，人均年收入30元 （按当时汇率约等于15美元）， “这样的收入仅能供给一个人勉强生存的食物，主要是谷物” （转引自杨著，第181页，下同）。
在这样一个乡土社会， “定县有446名行医者和256家草药店” （第181页），但全县为数约一半的乡却既无医、也无药： “472个村内有220村连巫婆、画符的、打针的、甚至江湖医生都无踪影，1000人里有300人在病死前连这种人的照料都没有得到过”——— 这是1932年一位到定县实验 “预防医学”、推行乡村医疗革命的西医陈志潜亲自观察的记录。据陈的调查估计， “每家每年医药用费平均一元五角”，以每家6口人计，每人每年只3角钱 （等于年平均收入的1％） （第182页）。
40万人一年的医药费总开支12万， “养活”了一个什么样的医药服务结构？从平均数看，每150户人家（900人口）拥有一位 “行医者”，或每260家 （1500人口）共用一家草药店，似乎比例也不算很低。不过，全部 “行医者”当中，即使已经到了民国的30年代，也是西医 （或曰“新医”）绝少，多的是传统中医，更多的则是草医，以至巫医和神医。所有这些医疗资源，还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分层次的服务网络。
杨念群的著作综合各地情况，刻画了这个传统医疗网络，今天读来饶有兴趣。其中，居于服务网最上层的，当然是医技高超的老中医。他们一般是祖传中医，也有读书人自通医药的 “儒医”，通常住在县城和中心集镇，一般在居所悬牌应诊，被称为“寓医”。慕名求诊者要上门来看医生，而坐寓的名医诊断之后，通常只开方不供药。处方之后，病家会丢一个 “红包”给医生， “包封中的钱不拘多少，病人家境好的多封，家境差的少封” （第244页）。
下一个层，就是开草药铺行医的了。其中也有几种情况：或药铺的业主本身就是医生，处方带卖药；或药店雇请坐堂医生；或医生诊所与草药店比邻而居，便于病家拿得处方就近抓药；也有乡医主动与草药铺挂钩，逢赶集坐堂应诊，轮流在两三个集镇的药铺行医的。小集镇和人口较多的乡间，则有兼卖部分中药的小诊所。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把诊断服务和药品供应捆绑到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靠 “以药养医”就是了。
“寓医”和坐堂医生通常在家候诊，等病人上门。也可以出诊，不过那就要病家用轿子接送，还要准备饭食招待示谢，破费就大了。所以通常只有镇上的富户人家才享有此等 “上门服务”，乡间则由不同于以上两类坐医的 “游医”，来提供流动医药服务了。
“游医”也有几个类别。 “摆摊行医”的以集镇为落脚点，在闹市区和赶集的日子摆摊行医卖药。就是说，他们不过是流动的医药铺，“动”了之后还是要 “静”等客人上门的。另一类是真正的 “游医”，在乡村之间肩挎药袋走门串户，提供上门诊断、处方、供药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患者家有现金立付，无现金者，也可赊欠，待秋后再收取药账，……这样的赊欠，时间长的可达一年” （第246页）——— 连融资也包括进去了。偏远地方，这类游医还有一项过人的本事，就是采挖当地药材解决问题 （第247页）。
其实，在传统上，走方游医已经算不得是正经的 “医生”了。瞧那些“习武行医”的江湖郎中，靠卖艺献技推销一些奇怪的药物。 “文式”游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又是怎么让人相信他们诊脉象、看舌苔的可靠性？问题是，游医主要并不是靠医术和药物来谋生的，他们的吃饭本领，是 “一眼看出谁是有病的人，……并知道如何才能成功地找到主顾”（第248页）。当年观察过中国乡村游医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干脆叫他们是 “聪明的流氓”——— 不容易在敏锐的城里人那里找到市场，却可能 “依靠自己的表演和心理战赢得庄稼人的认可” （第249页）。
再等而下之，则是巫医了。读起来，大部分巫医就住在村里，对其知根知底的村民当然明白他们根本就不是 “医”，而巫医也从不以懂医道自居。他们赖以为生的，不过是 “代神仙为凡人看病”而已。李景汉在定县调查时，亲眼看过村里的老百姓请大仙治病的场景。那是夜晚，遮得严严实实的屋子不许点灯，但要供上熟鸡蛋和烧酒，请来女性 “香头” （巫医是也）烧香请仙，而 “大仙”当然不会显身，只在黑暗中吃喝并通过与香头的问答为病人诊断、提供治疗方法和简单药品， “有时大仙还用一双毛烘烘的小手替病人按摩” （第203页）。
这是上门的服务。巫医借托行医的 “大仙”五花八门，可以是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也可以是凡人修炼而成的 “神”，例如北京郊区颇有名望的 “王奶奶”。 《清碑类钞》强调女性容易被降神， “所立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