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对某些习惯或某些现象，身在其中者往往习以为常，不以为忤，倒是一些“局外人”有时可能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一些乍看近于 “无知”、“无理”的问题，或被认为“没常识”，或被看作“刺儿头”。其实却为“局中人”提供了某种镜鉴和思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所登中联部老翻译齐锡玉先生的《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提到两件小事，就颇有意义。
一件事情是有些外宾对独具 “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确实无法理解，险因“无常识”闹出后果可能很严重的“笑话”。
齐锡玉回忆说，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这时他在中联部工作，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中国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此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代表团中的煤矿工会代表加德纳先生不解地问齐锡玉：“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道：“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对国际友人要礼貌、客气，要有耐心，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十分不客气地打断他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共领导的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战，同时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此前看了一部新闻纪录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加德纳紧接着竟用英语喊出 “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幸亏他不会中文！）。周恩来一怔，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Liv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和愿望，所以他很“无知”、很“无常识”地不顾“中国国情”，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齐锡玉所说的另一件事情，是一位外宾对我们那种要员、贵宾出行时警车开道、一路绿灯，以丰盛的美味佳肴宴请贵宾的“传统”提出尖锐质疑，被看作是“刺儿头”。
1957年，曾任英国首相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团访华。由于他们此行对打开中英关系、乃至打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会起重要作用，所以中方非常重视，派出了9名翻译，齐先生是译员之一。
访华团成员中的英国电业工会总书记华生自称“出身工人世家，属于血统无产阶级”，但经常直率地提出一些问题，让陪同人员难以回答。代表团到上海时，他们乘坐的各种车辆至少有20多辆。每次出行，交警总是一路绿灯，拦住其他车辆和行人，让“贵宾”车队先行。看到路口排着长队等候代表团车队过去的车流和人流，这位华生总是“怪话”连篇：“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才能看到这种现象。要是英国工党像你们这样为了接待客人把成千上万老百姓堵在路口，工人肯定会轰我们下台。”听了这话，陪同人员嘴上不说，心中自然是一百个不高兴，认为他在故意找碴儿。
在上海市长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华生也不忘找碴儿。那次宴会格外丰盛，除8个冷盘外还有12道热菜和2道汤。宴会近结束时，华生问上海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上海工人平均工资是多少，市总工会负责人说出了一个数字。华生接着问：“像今天这样的宴会要多少钱？”这位负责人此时意识到，下面肯定是难听话，忙回答说不知道。这时，华生冷冷一笑：“据我估计，上海10个工人全年的工资未必够支付今晚宴会的费用。”
齐锡玉说，华生的话和提问总是把中方接待人员噎得说不出话来，都感到他是最让人头痛的 “刺儿头”。
现在想来，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加德纳和华生可能更有道理。加德纳的“没有常识”可能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规”；而我们当时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识”和“常规”，而正是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才会发生“文革”那样巨大的浩劫。“刺儿头”华生批评的一些现象，后来不是愈演愈烈吗？对他们的疑虑、挑剔，如果当时不是简单地看作是 “没常识”和“刺儿头”之类，而是引起人们的深思，则益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