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延龙 重庆报道
重庆，这座城市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于直辖市重庆来说，她又是中国最年轻的大都市。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关于圣彼得堡的著名诗句：“对于我来说，那仅仅是一座刚刚建好的城市，就像初被铅笔勾勒出的人体线条，尚无血肉。”
10年间，从张德邻、贺国强，到黄镇东、汪洋，这些历任的重庆市最高领导人每个阶段都在为中国西部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大都市填充血肉。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罗小梅说：“重庆的历届党政领导班子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
张德邻：推进行政区划改革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出席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36人。
“平心而论，这并不算高票。”一位重庆本地学者说，“很多人都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把重庆直辖，也对重庆的发展有所怀疑，当时重庆甚至被称作是以贫困为特征的‘西部现象’和以国企活力不足为特征的‘东北现象’的叠加。”
对于首届班子，面临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干部、群众中统一思想认识，理解中央直辖重庆的战略意图，另一个就是三峡移民问题。”这位当地学者说，“这时候，需要有一个既熟悉当地实际情况，又能深刻领会中央战略意图的领导班子。”
张德邻是重庆直辖的第一届市委书记，1995年10月到重庆，1999年6月离开。他学界出身，之前历任甘肃工业大学校长、哈尔滨市市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张德邻刚到任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只是计划单列市。1996年6月26日，中央首次正式宣布筹备组建重庆直辖市，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邻是在上海学习考察的中途接到通知的。
当时中央要求先组建筹备工作班子，由张德邻和蒲海清（时任重庆市政府代市长）负责。筹备工作班子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实行重庆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蒲海清向政府官员及企业家们称，“不要怕，大胆地去干。我代表市委、市府向大家保证：如果你们是因改革犯了错，而不是以权谋私，我们决不追究。”当时，以张德邻、蒲海清为首的重庆市首届领导班子，要求肩负历史重任的重庆人，一定要坚持敢于更新观念，敢于冲破现有利益格局，敢于冒险，在全市上下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
而另一个核心问题则是移民问题，这也是中央交办重庆的“四件大事”之一。在重庆，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张德邻说，“没有万州的移民就没有重庆的直辖。”
“中央在设立重庆直辖市时，明确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直辖市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做到‘小机构、大服务’，要精简政府，由重庆市直管区县一级政府，这本身就是一项改革。”重庆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说，“当时在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这些地市之前都是跟重庆平级的，现在成为重庆的区县。”
”我个人觉得张德邻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率先开启了重庆行政区划改革的第一步，如果不是他强力推进，连扳‘三座大山’，后面重庆发展不会有这么好的局面。”李勇说。
1997年，重庆市委、市政府逐渐形成了重庆的基础发展战略思路，首次提出“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四件大事”的战略目标。
贺国强：人才先行
行政区划升格后的重庆直辖市，在渐渐步入正轨之后开始遇到另一难题：“从计划单列市升格为直辖市后，干部素质、人才开始成为困扰当地发展的瓶颈，甚至在有些部门还存在一些帮派主义，‘府’、‘院’、‘委’之间时有争执。”一位重庆本地学者说，“这在当时被概括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成为指导全市各项工作的基本思想。”
当时重庆一些干部之间出现了相互不能很好沟通的现象，这时，贺国强来到重庆。
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贺国强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当时，贺国强被外界认为 “长于组织工作，善于发现人才，培养干部队伍，整顿干部作风”。重庆任期结束后，贺国强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贺国强来到重庆之后在年轻干部培养和干部关系协调上做了大量工作，逐渐改变了一些干部的“峡谷意识”，取得很大的成绩。
中央组织部、团中央也两次组织已成为学术骨干的青年博士，组成“博士服务团”到重庆挂职锻炼服务。在博士服务团工作届满之际，都有不少人主动要求留下来，参与重庆的经济建设。“重庆当时对这批新来的同志的确是敢压担子、敢给位子，将这些年轻同志均安排在区县（市）和市级部门任副职。”一位重庆市官员介绍说，“这些年轻同志尽管还不够成熟，工作经验不够丰富，但文化素质较高，很有发展潜力，培养他们是面向未来，是为未来的人才需要做准备。这些看法最后成为了上下一致的共识。”
2000年，重庆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人才环境的决定》，对加大引进力度、创新人才分配政策、改善人才生活待遇、完善人才服务功能、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当年，重庆面向全国及海外留学人员，公开选拔了29名副厅局级领导干部，引起强烈的“重庆效应”。随后，重庆又拿出255个市级部门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