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先/文
6月8日至10日，在出席八国集团峰会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对瑞典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瑞建交57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瑞典，自然引人关注。中国驻瑞典大使吕凤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胡锦涛此访目的是促进了解，加深友谊，扩大共识，推进合作，同时他提到，“瑞典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重视科技研发、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经验丰富”。毫无疑问，瑞典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借鉴价值，双方的合作空间应该更为远大。
在胡锦涛访问瑞典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争诉纷纭，对瑞典模式的评价，一度成为思想舆论的中心。瑞典模式当然不是可以照搬的公式，但是“和谐”毕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目标，按照中共中央所提“三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之精神，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成果，我们都应借鉴吸收，所以我们主张，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来看待瑞典经验。在此，我们编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的 《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以期对观察与思考者有所助益。
1988年底，我曾经有幸参加一个代表团，应瑞典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邀请，对该两党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考察。在考察期间，曾多次同两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党的积极分子和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交谈，并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和瑞典社民党第一次上台执政以前一个十分落后的村庄旧貌，还参加了他们的一次党日活动。通过考察，对该两党特别是瑞典社民党的发展历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现行政策，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对不少问题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认识。1989年初回国后，由我执笔曾经起草了一个考察报告，但由于国内形势变化而没有印发；加上近十年我曾两次搬迁办公室，有关资料也被清理消毁或遗失。最近，因为中央明确提出要搞好“三个创新”，坚持用“与时俱进”的精神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不少同志都向我提出想看一看这次考察报告而不可得，深感遗憾与失望。好在通过两次对瑞典的考察（还有一次是1985年夏我作为国家体改委代表团的副团长对瑞典所进行的经济考察），在我脑际中印象十分深刻，所见到的好多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所听到的好多话也言犹在耳。为此，特通过认真回忆，将这两次考察中的种种见闻，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择要加以整理成文 （包括少数奥地利的例子），以供对此比较关心和有兴趣研究的人士参考。
关于瑞典社民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政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
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蕴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会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白领人员的比重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50%。为了扩大党的基础，在以前的党纲修改中就已经明确规定，白领工人同蓝领工人一样都是工人，只是分工不同。
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内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奥地利社会党展览馆中的照片排列就更有意思，除了前三位同瑞典一样以外，第四位竟是列宁，第五位才是他们党的最早领导人。我们不禁提问：为什么还有列宁？他们答复说：我们坚持反映实际，因为在历史上曾经信奉过一段列宁主义。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后来不信奉了？他们说：列宁主义太残酷了，革命时要牺牲许多人，革命成功后又要镇压许多人，会大量流血，所以后来就改了。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准确表述，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也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的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是资本主义，也不愿你说他是社会主义。因为那种社会主义，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对人民没有吸引力。由于他们是一个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政党，对人民没有吸引力，就意味着不能获得人民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关于瑞典的经济性质
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