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文
一
　　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当它必须做出决定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那些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曾有好几次左右彷徨，仅仅是靠了民间力量，才推着它朝前走出一步。陈春先（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2004年8月9日病逝，享年70岁。他最初创办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位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内一间蓝色木板小屋内。——编者注）出人意料地反败为胜 （指与当时物理所所长管惟炎之间的冲突。——编者注），不免意气风发，得寸进尺，打算把那个本来难以为继的“服务部”再行扩张。他们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来一致认为应该更加响亮，便把“海淀区”一笔勾销，添上“华夏”二字。不用说，这是把自己当成整个国家的象征了。
　　蓝色小屋已经无法容纳更多员工和更大野心，他们在花园路6号找到新的办公地点。这里本来是家标准件厂，属国家所有，现在关闭了它的冲压螺丝钉的机庆，打开大门，迎接新主人。
　　新公司属于民营性质。陈春先当时喜欢说，这是“吸取以往的教训，脱开旧机制”。那时候中关村还没有所谓“民营企业”，“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类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出现的，但是我们从当时的文件可知，新公司的主旨已经包含了它的含义。陈春先决定切断公司和政府的瓜葛，惟一的合作伙伴是一家由政府投资的企业——北京市海淀区工业公司，彼此以一纸协议确定关系。文本至今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双方以“甲方”、“乙方”指称，其条款格式同今天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已没有区别。作为“乙方”，工业公司为新公司提供工作场地，同时“借款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新公司则承诺在一年内以收入偿还。
　　“华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向前赶，政府的批准文件还没下来，它便按捺不住，提前诞生了，也不再偷偷摸摸。众人大张旗鼓热闹一番，庆祝长夜过去，曙光升起，新的事业行将开张。很多年以后，纪世瀛还对这个时刻记忆犹新。这么美好的感觉过去从来没有过，今后也没有再现。“多好的春天！”他带着几分遐想感叹，“中国最大的科学金字塔开始破裂了。”
　　的确破裂了！科学家走出中国科学院的高墙深院，扎根在围墙外面的土壤中，孕育出一个新生命。第二天，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忙不迭地把批复签发下来。在中关村数以万计的档案文件中，这是最为简练的一份，里面除了同意创办华夏，一句废话也没有。这样，新生儿就合法了。邮政局给了它一个信箱：“北京8013”；人民银行给了它一个账号：8902-318；标准件厂把自己的总机中继线借给它用，还给它开通一台分机，电话号码：668941-438。331路公共汽车在这里竖着一块站牌：花园路站，每隔15分钟就开过一趟车来。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无论对中关村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如此。花园路6号东去物理所不过300米，处在科学院路和学院路的包围之中。当它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之时，就意味着，这个中国科学家的大本营，已经没有力量阻止其内部日益弥漫的离心离德倾向。
　　天气越来越暖和，任何一个曾在这个春天走进中关村的人，都会感到这块死寂的土地获得新生。孤坟侧畔，草木返青。野岭下面，柳絮参差飘舞。一条小河横亘在荒原野岭间，岸边铺垫着农家的水稻和菜田，把一片生机带到很远的地方。白颐路很窄，而且坑洼不平。房屋低矮破败，掩映在大街两侧的钻天杨后面。这些树都是1958年那个火热的年代里种下的，现在又高又大，经过一夜春风，绿染枝头。陈春先不再孤军奋战，因为在他身后已出现一大群狂热的义无反顾的人。他们将和他汇合成一股力量，把一根又一根楔子打进金字塔的裂缝。在这个时期里，有两个人的声望超过了其他角色，尽管他们全都没有善终，但还是留下一段传说。这两个人是陈庆振和王洪德。
二
　　陈庆振目睹陈春先的一系列变故，心痒难熬，于是创办科海公司。他是个脾气随和、绵里藏针的人。他在北京南面300公里外的一个乡村中长大，196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完成学业，此后一直在物理所的大院里工作和生活。那时候他和几位年轻同事合住一间不付房租的小屋，先是担任一些科研任务，后来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科技处。这是一个介于行政和科研之间的岗位，而他的工作中有许多都和科研档案有关。这些档案在当时均属“绝密”，即使研究所的技术专家们也无从得悉。看来他是深得上级嘉许和信任的那一类青年。这种信任对于一个梦想晋升的青年大有深意，但是他却不能领悟，他沉浸在科研档案中。这些成果从原子能核聚变到新型电机，看上去无穷无尽。他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好东西仅仅被锁在档案柜里，供他独自欣赏把玩，此外没有别的用处，不免沮丧。
　　“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他逢人就说，“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用呢？”
　　这种情绪由于1978年那个 “科学的春天”陡然强烈起来。他开始向上级呼吁 “解放科研档案”，加以利用。然而一年过去，毫无结果。他的喋喋不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叫人既同情又厌烦。1979年，他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