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申兴 深圳报道
1993年，香港金管局正式成立，任志刚出任总裁至今。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任志刚与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取得共识，动用逾千亿港元外汇储备大战炒家，入市购入多只港股，结果成功击退炒家。
当时，有评论指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有违香港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但任志刚一直坚持认为当时的举措是必要而成功的。
那一年
经济观察报：10年前爆发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宏观面很好的香港经济也受到了冲击，香港为此进行了一场捍卫港元的保卫战。你是当时参与港元保卫战的主要成员之一，当年的危机是怎样一种情形？
任志刚：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当时的财政司长，也就是现任的特首曾荫权先生，当时的财经事务局局长，即现在的政务司长许仕仁先生，和我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当时真的不好过，一方面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另一方面却不愿看见香港的自由市场被外来的资金自由操控，心情是百般的矛盾；如果可以选择不干预的话，我们当然不想干预市场，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又正值刚刚回归祖国，经济尤其是金融波动太厉害的话，对我们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保持金融经济及汇率的稳定，最后不得不作出干预市场的决定。
当时对冲基金透过在股票市场及货币市场进行双边操控来获利，香港仿佛成为一个自动提款机。其实，香港政府早在1998年7月就已开始认为需要在市场上有所行动。当时，我们感受到一股相当大的压力。不论是内围（乏善可陈的公司业绩、股票市场的交投量十分低、就业和贸易数字以及零售情况更趋恶化）或外围（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跌穿了145：1的水平、华尔街道琼斯指数跌至8500点的水平）的因素，都为炒家制造了机会。他们在7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有部署而且有操控成分的造市活动。他们的方法是在沽售港元时，同时透过各地的市场，24小时不停地操作和加压，他们沽售港元的速度和剧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
当时港元的沽盘，以及恒指期货的未平仓合约数量比平时大幅增加，但现货市场的成交量却跌了很多。换句话说，期货市场特别活跃，而现货市场的成交量却很弱。这种现象令他们在沽售港元时所动用的资本少了很多。除此之外，香港在媒介方面所产生的压力是空前的——香港和外国的媒体不停地报道人民币会贬值及港元会脱钩的传言；而在外地的金融机构亦在同一时间发表了很多极看淡港元和香港的报告。
经济观察报：请介绍一下当年港府入市与香港应对危机的具体情况？
任志刚：当时内部有些专业的估计，如果情况这样继续下去，港元的息口可能会长时间维持在20厘至30厘这个水平，恒指亦很可能在短期内多跌2000点至3000点。这个情况对楼市的影响更难以估计，因为它会对按揭贷款的借款人造成影响，对银行体系构成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在是年8月底香港的经济数据呈现负增长，如果不做点工作的话，这些内忧外患的因素很可能会令市民对本港金融体系失去信心。
所以，从1998年8月初开始，我们每日都审慎估计当日市场的情况，及为入市和之后所需的跟进工作做好准备。我们更衡量到入市行动后可能面对的批评及反对声浪。
接近8月第二个星期，当恒指跌破7000点时，炒家再向我们加强压力沽售港元。我们觉得没有其它的办法，所以在8月第三个星期快结束时作出了入市的决定。
入市后，金管局按照当时的财政司司长定的界限，全权负责每一天的行动，而每日的行动情况也都要向财政司司长报告。入市行动完成后，金管局接着于1998年9月5日公布了7项措施，以进一步巩固香港的货币发行局制度，以及减低投机者操控市场，令银行同业市场和利率出现动荡的机会。同时，香港联合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财经事务局亦作出了一连串的措施，以确保证券及期货市场纪律及市场秩序。
经济观察报：危机对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何影响？我们注意到国际上对于香港政府入市干预行动有一些议论。
任志刚：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当时的行动是正确而且成功的。首先，金融风暴后，香港的房地产和股票贬值了差不多六成，失业率亦上升，而且还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但在港府入市后的短短半个月内，市场的操控活动消失、股市水平大幅回升，港元兑美元的大部分利率溢价亦已消失。而自1997年7月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元计，在区内所有股票市场中，恒生指数的跌幅最小。香港的银行体系保持稳定，偿债能力未受影响。利率的确上升了，但升幅不及其它地方大。事实上，港元是亚洲区内惟一可以完全自由兑换而又没有大幅贬值的货币。
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亦将一个很大的危机化为一个重大的机会：用购入的股票创造了ETF类型的盈富基金，这个基金亦得到香港大众的欢迎及接受。另外，为此而成立的投资公司，也在短短32个月内，完全按照市场的操作，将1998年8月动用的外汇基金全部回笼，而且还赚了钱。再者，香港亦从这场痛苦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迅速推行适当的政策——金管局于1998年9月推出的7项技术性措施，巩固了本港的货币制度，使其更能抵御冲击，而且经过时间的证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