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满 胡蓉萍 北京报道
公司债发行的破冰令无数企业欢欣鼓舞，但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则意味着背水一战的开始。
日前，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征求意见稿）》。这一方案为1500多家上市公司打开了低成本融资通道——相对于当前银行业的贷款利率，公司债的资金成本将更加低廉。随着未来试点的扩大，公司债将可能扩大到更为广阔的非上市企业。
“中国的银行必须面对企业客户的流失，并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究竟是做传统的商业银行，还是拓展投行业务变身全能银行。”6月20日，惠誉国际评级有限公司亚太董事总经理马大伟（DavidMarshall）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公司债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分水岭。
公司债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公司债的开放将对中国银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大伟:目前,中国的银行贷款仍侧重于大型企业，贷款的利率水平则在 6%，这与中国名义GDP15%到16%的增长水平很不相称。而目前中国债券利率水平在3%。公司债会向债券利率水平看齐，明显低于贷款利率，也许是4%。如果是企业，为什么不选择更低的融资方式呢？显然，这意味着银行将丧失越来越多的企业客户。
《经济观察报》：这种挑战对不同的银行有什么区别吗？
马大伟：中国公司债市场的开放对小银行和大银行都有影响，但对全国性银行的影响比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大。进入公司债市场的一般是蓝筹股和大型上市公司，这与全国性银行的客户重合，而城市商业银行的企业客户规模较小。目前，7家最大上市银行的贷款中1000万以上的贷款占了贷款组合的75%以上。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怎样才能留住将被公司债吸引过去的那一部分企业客户？
马大伟：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要考虑未来究竟成为什么样的银行——是传统的商业银行还是具备投资银行业务的全能银行。因为如果公司债开放，投资银行的业务就会增加，银行可以通过开辟投资银行业务来留住客户。
在这一点上，美国是一个例子。25年前，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务强于投资银行，但25年中，投资银行业务比例明显上升。这得益于金融脱媒和金融衍生品的增加。
世界各国的银行模式不同，美国是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欧洲是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合的大银行模式。选择哪种模式，这是个问题。我觉得选择全能型的银行，这样会好些。
《经济观察报》：有消息说中国工商银行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双方高层正在商讨紧密合作的事宜，其中将涉及到工行以合适方式整合华融资产公司，从而为其涉足证券、租赁、保险等业务开辟捷径。这是否意味着目前中国全能银行的开始？
马大伟：中国的银行要做经营各种业务的大银行，说这话还为时尚早。目前的中国需要的是审慎。当年美国为什么把他们的大银行拆分掉？那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为了防范当时的信用风险。我觉得成立一个控股公司对中国来说更好些，即采用西欧的方法，旗下拥有商业银行、证券等投资银行，子公司互相隔离、分开经营，但都属于同一个控股公司。
《经济观察报》：那么从银行评级的角度出发，您认为，目前国内银行提出金融控股战略，是积极的信号还是消极的信号？
马大伟：中国商业银行由于政府支持和政府担保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一旦出现恶化，仍然应该具有较高的评级。投行则不同，其业务周期性波动更强，而且没有政府支持，对它们的评级主要是考量财务实力。
经济退潮后的银行业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目前中国银行效益的改善更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GDP的增长还是银行自身的经营改善？
马大伟：应该说联系都很紧密。目前中国银行的业绩确实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它们都是正相关的。GDP影响着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等自身经营业绩，其增长同时改善着银行的资产质量；同时银行自身经营业绩好坏也反作用于中国的GDP。但我们担忧中国经济下滑的时候，银行的利率水平、资本金质量是什么状况。这往往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鉴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较短，目前还难以预测。但历史和别国经验表明，银行效益的改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自身经营业绩会更安全些。
《经济观察报》：惠誉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银行的贷款结构和存款结构不一致，大型银行的贷款基本上是给予大企业，存款一般来自个人；股份制银行的存款则主要来自企业，贷款也流向企业。这种状况对中国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马大伟：我认为来自个人等零售业务的存款比例大，对银行稳定发展更为有益。中国银行的利润率、资产质量主要受利率控制，而利率在中国是受管制的、不放开的，加之连存款周期都受到政府管制，小银行对利率没有丝毫决定权以更优惠于大银行的条件争取客户。但我们知道，在中国，利率自由化的过程是逐步的。在这个过程中，小银行的经营可能比较艰难。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一个稳定发展的银行其零售业务和企业业务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分配比例是合理的？
马大伟：我觉得大体上应该是平衡的，五五开。一般零售业务在50%，中小企业贷款在20%-30%，香港则达到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