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溜 北京报道
凭借一部片子就让人无法忘记的导演寥寥可数，比如李杨和《盲井》，王兵和《铁西区》。四年前，42岁的李杨以一部《盲井》横空出世，斩获柏林电影节个人贡献银熊奖，其后又在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以致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台湾人。事实上他是西安人，生于斯长于斯。
《盲井》不再是孤篇横绝，去年李杨开拍他的第二部电影《盲山》。6月初，李杨刚参加完戛纳电影节回到北京，正忙于《盲山》的后期制作。他看起来比照片上瘦多了，眼睛因此显得更大。
被称为“老愤青”的李杨，从小就生出很强的反叛心。他本来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都是电影演员，家里雇有保姆，他上最好的托儿所和小学，深受老师的喜爱。但这种优越感在文革中丧失殆尽。那时他刚上小学一年级，身为著名演员的父母挨整被批，父母教育他要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他是黑五类。
“那时走路都要顺着墙走，上下课都要被人欺负。”李杨回忆说。他学习很好，原本是班长，为什么因为政治问题就不可以当班长？他不服。父亲在文革中的批斗中死去时，他才13岁。
李杨的思考是从早年这些压抑的、被歧视的经历开始的：“我一直思索为什么人要分成这样子，谁规定谁就是好人谁就是坏人。”
1977年，李杨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身材瘦小的他没有机会出演舞台上那些“高大全”的主要角色。1985年，在被剧院领导“卡”了三年后，他才得以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大学二年级，他得到了一个去德国留学的机会，但当时有规定——大学毕业生五年内不许出国，他毅然决然退了学，借了一点钱，拎着两个箱子到了柏林。1995年，李杨获得科隆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导演系硕士学位。
2000年，黄建新邀请李杨回国担任电影 《谁说我不在乎》的副导演一职。2001年，他开始回国独立拍片。他的两部片子都以“盲”字命名——《盲井》和《盲山》——说的都是眼睛不敢正视、心灵刻意回避的严酷现实。
《盲井》中，粗陋昏暗的矿井、矿工们呆钝的面孔，真实得令人震撼。矿主对每一个新来的矿工说，“吃饭就得拉屎，下井就可能死。”一条人命往往以两三万元的价格私了，“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这是矿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强烈的纪实风格，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很容易就会想到拿李杨和贾樟柯作一下比较。李杨也很喜欢贾樟柯的《小武》，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贾更柔弱一些，李杨说，“我可能更冷酷一些”。
的确如此，在《盲井》中，绝看不到《小武》中瘦弱的小武赤身走入公共浴池并大声唱起情歌来那样抒情的长镜头，有的只是粗鄙的谈话、嫖妓的场景，它更粗暴，更原生态，片中仅有的一点内心温情的流露来自于少年元凤鸣与妓女小红在邮局前的相遇，小红走到元凤鸣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也给家寄钱哦”，然后就走了，她身穿白衣，纯洁端庄。
影评人张亚璇将 《盲井》称之为“严酷的现实主义”，它似乎坚决地拒绝抒情，拒绝悲悯。
现在到了《盲山》，仍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件，听其故事大概，现实仍是那样严酷：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到深山里，卖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汉当媳妇，她一次次地逃跑，又一次次地被抓回，如此十几年。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出逃过程是对看客们的麻木冷漠的考问，对人性的考问。
李杨在写《盲山》剧本前的采访中遭遇到了另一种考问。他去采访一位被判刑三年多、已经出狱的人贩子，得到了人贩子的信任，人贩子开始平静地、甚至带有几分小小的得意回忆道，他是如何拐卖妇女，又是如何强暴妇女，好些妇女都是先奸后卖——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并没有全都跟公安局交代。
“他已经有了孩子有了家庭，改邪归正了。他攒了钱，在农村盖了一个大房子光宗耀祖。你想想每块砖每块瓦都可能是被拐卖的妇女的血和泪。”要不要去告发，说还是不说，李杨非常矛盾，难过了好多天，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放弃了告发的念头。
他并不是没有悲悯之心，只不过他认为在电影中，让大家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就够了——“把眼睛打开，把手从眼睛上拿掉，就可以看到”。
访谈
经济观察报：谈谈你跟电影有关的经历吧。
李杨：我父亲母亲都是做演员的。我父亲叫李诗，文革前，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好多电影，现在能买到的叫《延安游击队》，他演主角。我从小坐在家长的怀里看他们演电影，一会儿是生活中的父亲，一会儿是电影中的人物，有时候就分不清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对电影的认识是，他受难了，我哭着喊着叫爸爸，奔向银幕，全场人都笑。
经济观察报：那你应该还算是根正苗红吧。
李杨：不能说根正苗红。正因为根不正苗不红，所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受罪了，我们是黑五类，根正苗红可能是叶京、王朔他们，是阳光灿烂的一族，他们的父母是文革中整别人的一派，我们的父母是被迫害的一派，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来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我们是乌云满天的日子，所以我们完全是两种人。我们是黑五类，他们是红五类，我们是狗崽子，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排斥他们，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