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不同观点充分展开，在思想上探索各种可能性，比较各家观点的优劣，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这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
余永定：综合考虑特别国债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中国证券报 2007年6月25日
　　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现实中的流动性已经泛滥，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特别是商业银行为央行对冲操作的成功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居民存款脱离银行进入股市，给央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已经难以为继，或不久的将来难以为继。我们所面临的真正抉择是：让人民币升值还是继续对冲。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政府有关部门的具体方案。今后是否要由财政部和央行共同进行对冲？即在央行继续发行央票（可能发行量有所减少）的同时，财政部要同时发行特别国债？如果像某些传言所说的那样，今后汇联会不断购买多余的外汇储备，财政部继续发行特别债就将涉及财政部同央行职能和分工的改变。这样，中国的整个宏观调控体系都可能发生变化，财政部和央行之间的协调将成为大问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将成为大问题。
汪丁丁：我们能否认真对待权利？
《财经》网络版 2007年6月22日
　　“奴工”作为公众事件，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他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以及地方权力之间和中央各部门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合作与抗衡关系。但是这些相互抗衡的权力，哪一个是认真对待民众权利的呢？不错，社会演化还未抵达我们预期的阶段。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地方权力会继续分化，迟早会达到乡镇甚至村庄的权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权利便可得到尊重。但这一阶段绝不是等待可以达到的。就目前可见的趋势而言，“以脚投票”是强化政府之间竞争的最有效激励。所以，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可以带来其他制度的改进。
樊纲：从消费与引资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转轨通讯》 2007年第1期
　　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要想改制还要借助外国资本，因为我国的民营资本没有能力参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大型国有银行为什么要到国外上市、要借助国外资本市场的原因。引进一个战略投资者，占了10%~20%的股份，从此在董事会里就有了一个能够代表另一种资本的力量来制衡其他所有者，使得所有权结构真正发生改变。现在融资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借助成熟的外国资本市场来监管我们的国有企业，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还未成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开放还是一个转轨的过程，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向国际化、全球化发展，同时，我们的制度也要进一步的转轨，进一步的发展。
季卫东：行政改革的制度设计
《财经》第188期
　　新一轮削减审批项目已经把行政改革推向深层，触及既有权力结构的要害，因而也就很可能遭遇有关部门的联合抵制，更容易激起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攻，甚至存在步入误区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六年来的改革半途而废，固然需要借助民意和NGO的压力来扫清障碍，也应该以反腐败的利剑和公益诉讼的掩护射击，来逼退目无法纪的挑衅者，但更重要的还是周密的制度设计。继续削减审批项目，并不是要简单地打造一个“小政府”，而是要在行政减量的同时让政府转换角色，有权有责地做好它更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