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文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6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清诗充当了破败郁闷民族的心声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直接鼓动着被多年压抑“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漫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的某一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中国精神 “重新抖擞”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在之后的民族精神复活中，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呈现了一次横跨1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诗歌热潮。
按198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与《这一代》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的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了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地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混乱与新颖：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岁；刚刚获得豁免的教师正忙于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之后，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七七级迅速成为各大学的宠儿。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的目光与挑剔的口气，更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倍感虚弱。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闷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悄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饱受苦难的优秀右派身份，通过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向未来的青年才俊们悄悄传输了一种格外痛切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又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了含沙射影的效果。课堂古文教育的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会心一笑、眉目传神……那种暗号式的讲授与特殊反馈，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之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大面积兴起。
1979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最多时成员达24名（最后稳定成员为7人：徐敬亚、王小妮、品贵品、邹进、刘晓波、白光、兰亚明），到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6、77、78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我与王小妮、品贵品，成为诗社与系刊的主力。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获得。全国各省市的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带来了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夸张效果。
天公抖擞之后，小人物们也纷纷登场抖擞。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的小人物，正在书写自己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袖气质，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超越领导的本事，曾经令这些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书信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们的通信。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常常带来在10几页纸上的奋笔疾书。
历史选择的速度实在惊人。很快，位于中国中央地理区位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集散地。后来名传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