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泓超 山西、陕西、甘肃报道
　　穿过山西、陕西、甘肃的3500公里路有一半是山路，很适合开快车，“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导游信口开河地宣史说书，看着路书上耳熟能详的名胜，晋祠、平遥古城、敦煌莫高窟……这一段路走得和任何随团参加北京-敦煌12天自驾游的游客一样——但心情却大不同，因为15辆宝马将无限接近地带我们接近沿途的那些 “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我这样的人，这次旅行就像一个暗讽。北京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向往这里，来到这里，可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许多人与这些文化遗产仿佛处于两个世界。
　　出发前三天，即6月9日，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那一天很沉默，它所纪念的东西要么正在灭绝，要么已经灭绝，剩下的则大多面目全非。什么是文化遗产？难道是那几个所有旅行指南都用粗线条字体标出的 “不可错过的旅游地”？还是那些用1G的U盘都装不下的，从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类似“燕京八绝后继无人”的新闻标题？一次保护文化遗产的旅行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
　　车队里有两位专家。第一天去北京周口店遗址的路上，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沈平告诉我：“文化遗产可再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生，所以我此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更多一些。”她举例说：“故宫的城墙没有人为破坏的话可以一直存在下去，坏了也可以修补，可西安鼓乐的演奏技法和演奏形式只存在于人的记忆里，会随着传承人的死亡而消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原来所说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指那些依赖于人而存在的技艺、歌曲等等。一个“民”字便能证明，千百年前，这些遗产曾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河西宝卷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流传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的民间吟唱俗文学，内容多为劝善、谴责忤逆凶残、宣扬孝道。古时的河西地区被戈壁和沙漠所封闭，交通不便，天灾人祸又接连不断，在落后的文化土壤上，河西宝卷成了当地百姓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在其鼎盛的明、清至民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的百姓几乎家家都有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卷本，老一辈通过唱卷教导晚辈，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也在寓言般的故事中得到传播。
　　酒泉当地的文化官员说，如今在河西地区很难欣赏到正宗的唱卷，70岁以下的人没有会的，而70岁以上的人则没有几个愿意出来唱的。为我们唱卷的两位老人是当地文化局特意找来的，可能是生疏的缘故，他们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彼此提醒着下面的段落。屋子不大，大家索性跑到另一边的桌子上去翻看那些躲过了文革劫难的旧卷本，有的上面还写着某某大队某年某月谁谁谁抄。
　　沈平开玩笑说，这里的人都知道宝马车，却不知道在他们身边就有如此珍贵的东西，“整个世界被同化了”。
现实
　　从陕西的西安鼓乐到甘肃的河西宝卷，我们看到了相似的场景，年逾花甲的艺人们仿佛刚刚从古籍中走出来一样，娴熟地演奏、吟唱着有几百年、上千年生命的乐章，并陶醉其中，曲毕，他们便要回到这样的现实中来：没有人懂得欣赏，也没有人愿意去继承这些遗产，艺人难以以此为生。
　　在西安地区北张村，古法造纸的传承人张氏父子是村子里仅存的依然按照《天工开物》上记载的方法造纸的人，张大爷说，过去村子里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会造纸，可如今在四五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已经失传。他一边耐心地为我们讲解古法造纸的每一个步骤，一边让儿子为我们演示将纸浆摊成纸的过程，浓重的方言让我们的理解打了折扣，但他的神情却传递出他对古法造纸这项技艺的虔诚。后来他忍不住告诉我们，自己曾被邀请到美国，把造的纸送给克林顿总统。“文化遗产濒危？你到实地亲眼看看，会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差。”沈平说，“现在的年轻人被丰富的信息包围，无暇回顾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财富。他们年轻得连个人都没有历史可言，更何况去关注国家的、民族的历史。”
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存在分歧：一种主张保持遗产原貌，拒绝改变；另一种看法主张创新，让遗产融入现代社会，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朱钢说：“记录与创新是保护遗产的两个方面，不矛盾。对于一些远离现代生活、观赏性差、缺少实际价值的项目，应该以政府为主，加大投入，培养合适的传承人，使得后辈还能看到活态的民间文学样式。另外一些有观赏性，有实际价值的项目，可以创新，让它们走向现代生活。这叫把门打开。当然，创新不是粗制滥造，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
　　记录工作本身很复杂，不是简单地拍拍照，录录像。以西安鼓乐为例，不仅要用多机位记录演奏全过程，还要记录演奏用的乐器、服饰以及制作它们的过程。这些细节是最重要的，否则就没有意义。朱钢所在的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从2003年开始搜集、整理广东地区的遗产项目，为它们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曾派出十几个调查队到全国各个有皮影戏传统的地区搜集资料，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三个月。
　　在甘肃武威看攻鼓子舞，当地艺人的脸和手上呈现出西部特有的粗线条，身后是寂静的沙漠，风中夹杂着沙粒，鼓声在沙谷中回荡：这仿佛就是当年霍去病出征匈奴前的一幕。之前车队进入武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