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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而已，并非危机
本报评论员：文钊、安士莲采访
中国人黄靖于1983年获得复旦大学中外关系史硕士学位后，赴哈佛大学深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定居美国，现任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及战略研究中国基金会顾问。中国出身的背景，以及长期在美国生活与工作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美国社会的特点都有深刻认识。
而美国人RobertA.Kapp在耶鲁大学攻读的是中国现代历史，并取得了此专业的博士学位。1994年到2004年，在担任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长达10年多的时间里，柯白（这是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通过大量的国会听证、发表文章等，为积极探讨中国问题，促进中美互相了解及中美关系稳定互惠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获得了两国的广泛认可。
上周，本报特别专访了这两位横跨中美、对两国都有充分了解与深刻理解的中美人士，就目前这一场全球瞩目的“中国制造”危机事件，提供他们的分析与建议。
黄靖(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个经济问题，但是一经媒体报道，再经过别有用心的炒作，问题就很容易政治化，很容易成为外界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把柄。周恩来说过，“外交无小事”，因此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就很可能升级为政治问题，面对外界的人身攻击，中国应该采取开门政策，虚怀若谷地接纳意见。
但在我的周围（美国华盛顿），确实能感受到大家对中国制造看法的转变。美国的一些超市销售的鱼、虾之类的产品，现在都已经注明“中国产”、“泰国产”。但是还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
食品安全本身在美国就有很高的关注度，再加上媒体的炒作，还有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很容易就能把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调动起来，这些人包括：对中美关系有意见的人、关注污染废弃物的环保主义者、反对全球化的人以及对华有敌意的人。这种思潮就使事件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产生危机，但是目前还没有上升为危机。
至于说，中国制造的安全问题是不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确实有政客、媒体在推动国家改革、推动这种情绪，但这种“推动”并不代表真有这样的政策。
中国制造“价廉”的声誉确实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不是“物美”呢？还有待考验。一般都认为价格低了，质量肯定也不怎么样，而就在中国“物是否美”正经受考验的时候，出现了（食品和药品）安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其实，美国之前也没有健全的食品检测机制，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芝加哥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国的食品弊案，受这件事的影响，美国才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检验机制。所以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必然的，只是它的势头之大是我们料之不及的。
首先，中国的衣物及针织等轻工业产品的管理还处在社会主义经济阶段，在社会主义经济下，产品的品质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是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飞奔，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出现了“管理断节”，制度没有办法适应市场。
其次，食品生产的过程，利润总是第一位的，而质量永远要靠监督和强制措施来保证。因为人都是有原罪的，能少做则不多做，结果是“劣币淘良币”，而消费者对这一类产品的质量也能有所容忍。这类产品出现问题的几率也小，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它带来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出现这种问题，往往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做，方式很重要。就像下围棋，下子的次序很重要，就像洗脸，别人说你脸上有灰，你不能立刻就否认，说自己脸上没灰，而是应该先让他指出灰在哪里，然后去照镜子，有则洗之，洗完之后再让他看洗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洗干净了。
因此，我想这件事对中国有3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一定要改革、改良制度，考虑如何保护好的商人，惩罚坏的商人。这并不是说法律有问题，而是说执法有问题，有时候执法不严，有时候有法不依，有时候政出多门，有时候又矫枉过正。
我认为让媒体和消费者去评价，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然后政府以此为依据来执行法律。
第二，处理此类事件，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能批评批评者。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不能有先反击再合作的心态，而是应该先合作再反击，否则很容易使危机升级、对立升级；二是不能实行关门政策，不应该幻想先关起门来检测自己的错误，在开放的市场中，门是关不住的，应该实行开门政策，先做出听取意见的态度，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第三，在面临外部抨击的时候，中国内部首先应该形成统一的步调。对中国制造的担忧，乐观跟悲观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我个人倾向于乐观。因为，首先中国政府已经表示要“高度重视”，只要政府高度重视，那肯定就有实质的措施；其次，社会对这个问题也高度重视，而且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
柯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我想中国朋友们应该避免责怪媒体，认定近来这些骚动是由国外媒体挑起来的，他们为了追求利益，乐此不疲地散布“中国制造”恐惧论。虽然在互联网上有大量关于中国商品不安全的歇斯底里的评论，但那些过激的留言根本微不足道。真正的问题事实上确实出现了，而且必须通过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共同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