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闪 北京学者
　　中国的产品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
　　尽管这些年中国农产品和药品出口势头猛增，每年能达到300亿美元的规模，但如《纽约时报》所说的，有一段时间人们说起“MadeinChina”的第一反应是 “劣质”（shoddy），现在提起“MadeinChi－na”的反应则是“危险”。有很多美国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有意识拒绝中国产品，一位叫SaraBongiorni的妇女，决定让她的家庭一整年都不使用中国产品，为此还出了一本书《AYearWithout“MadeinChi－na”:OneFamily’sTrueLifeAdven－tureintheGlobalEconomy》，而今年持续不断地来自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的新闻则给了她发行这本书的好时机。
　　当然，目前国外对中国的评论也并非全是恶意的。有些评论认为，中国当下产品质量方面的危机和美国101年前类似：美国101年前的产品质量丑闻催生出了FDA这样的监管机构。2003年，中国也确实学习美国成立了中国的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有评论认为，1906年成立的美国FDA和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样，也面临着和其他很多部门互相职能交叉等问题，FDA花了55年的时间才完全掌握监督产品质量安全的能力，但中国应该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长郑筱萸因为受贿、玩忽职守等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相比美国同行，中国现在需要面对的信誉问题要严重的多。
　　对于转型经济来说，政府信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既是制度的主导者，也是制度的守护者，尤其新旧制度更替时，人们对制度的信赖更是大大依赖于政府对制度的承诺。制度一旦不被信任，甚至被视为利益博弈的工具之一，那么制度连带着人们的经济利益博弈都将变得不公正。能操纵制度的人比老老实实遵守制度的人更具博弈力量，更能占便宜。于是，出于私利的考虑，或者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没有人会再认真对待制度，也就不会惧怕违背制度带来的损失，只要能挣到钱，什么手段都将会出现。社会道德、商业道德将变得一团糟糕。
　　这就是政府信誉危机带来的最大后果。此时要让市场更道德，首先要做的是让政府更有道德。而要让政府更有道德，那么必须要能对政府的承诺和行为进行监督。
　　监督将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应当在制度上保证，如果有不法行为，政府和它的官员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郑筱萸案件。无论这方面的制度应该如何安排，都必须确保公众有这样的惩罚权力。
　　其次，要让信息能自由披露，这是问责的前提。一般来说，除非信息垄断，否则任何公共事件上的欺骗都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在信息能够自由披露的情况下，不但政府无法掩盖事实，市场欺骗也将大大减少。
　　最后，要让社会存在独立客观批评的空间。美国FDA是全世界最大和最权威的食品与药品质量管制机构，但美国社会独立的公民组织以及个人对它的工作一直都批评不断。
　　比如最近很多公民组织批评FDA在寻找“毒牙膏”时信息不准确，因为它们不仅仅在FDA所说的折扣店被发现；当FDA宣布发现来自中国的五种海鲜被污染时，马上就有公民批评FDA动作太迟缓；弗里德曼也曾经批评过FDA在审批药品时要么太慢要么就是把一些很有价值的药品拒绝了。
　　独立客观的评论，会提高社会的理性程度。在今日中国，独立于政府和商业组织之外，也已经出现了大量从事公益事业方面的NGO，无论它们的行动还是研究，都可以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客观立场。可以说，这种客观立场是保证社会基本道德底线的重要支撑。
　　梭罗曾经尖锐的批评政府，说每过一瞬，政府都会损失一些正直的声誉。其实，要让政府提高声誉并不难——当政府以及政府的具体官员是可以被惩罚时，政府的声誉必然会提高；当信息自由披露与独立批评可以被保证时，即使发展中的转型国家也可以有效地减少产品质量丑闻。试想，如果消费者能很容易的了解到关于产品的内幕甚至黑幕，同时也能很容易的听到一些客观理性的分析意见或者研究报告，那么获得充分信息的消费者也就能构成强大的同盟，迫使厂商提高产品质量或者减少欺诈行为。
　　市场可以更有道德。总的来说，尽管“MadeinChina”在这一年多里屡受质量问题困扰，但是相对中国1万亿美元的出口量来说，有问题的产品还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政府也开始对外保证要猛抓质量安全问题。不过，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里，中国经济体的市场道德一旦不被信任，那么再大的出口量也会萎缩。所以，树立中国市场的道德形象至关重要。
　　当然，仅靠一些口头承诺和表态，中国的市场不会因此变得更道德。市场要能更道德，既需要政府受约束，也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独立新闻报道和独立客观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