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文雅 北京报道
　　孙教授是一位84岁的园林规划师。年纪越大，他心中积累的困惑就越多。 “古话说四十而不惑，我是早过了两个四十了，结果是越活越惑。”他说。
　　最近，孙教授又遇到了桩惑事。他给某个城市的公园做景观规划，提出了 “田园城市”的理念。因为该城市是亚热带气候下的一个 “花果之乡”，有品种繁多的果树和经济林。孙教授就向该市的规划主管部门建议，不必学隔壁城市那样，把地征了夷平，花高价从国外进口高档草皮铺上，又选栽上修剪费工的造型树木和刺绣花坛。只要种上当地盛产的木本油料、干果、果树等树木，以经济林来代替风景林，在园林绿地的水面种上莲花，养上鱼，一个既美观、又生态环保，还有经济效益的公园就建好了。
　　不料当地的规划部门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孙教授，他们觉得他的方案太 “土”了。一工作人员在和他讨论时则说： “都种农村的花草树木，那咱这城市和农村的风景还有啥区别？城市公园有了齐整的草坪、花坛和行道树，装上喷泉，摆上雕塑，那多洋气。”
　　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下，这个方案没有实施。孙教授说他心头痛得直发紧。 “造这么个公园，动不动砸上几千万，每年还都往里赔钱，财政宽裕也就罢了，可这个农业区还真不是那么有钱。”
　　让孙教授感到痛心不已的事情，在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规划师看来却觉得理所当然。28岁的规划师小丁说： “建大广场，装亮灯，铺阔草坪，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出政绩的工程，比招商引资、提高GDP来得立竿见影。既然是一个走捷径的好机会，政府官员当然不能放过了。”
　　孙教授所说的 “田园城市”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的一个古人。提出 “田园城市”的鼻祖叫霍华德，是一个英国爵士。
　　霍华德时代的19世纪末欧洲，正面临着严重的城市问题，尤以英国为甚。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了城市的无限膨胀。城市的基础建设赶不上城市发展，城市居民生活环境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贫民窟与华宅美屋共存，城市地价呈畸形发展，人口分布极不合理。1580年，伦敦首次发布禁止建新房的法令。1593、1607、1625年重申禁令，其结果是更大规模的乱建，英国还先后制定了 “卫生法” （1866年）和关于大众建筑的法规 （1875年），但是城市的状况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依然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欧洲各国都希望找到非政治改革的方法，所以各种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和试验因此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霍华德写出了 《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疏散人口，也就是增强乡村对人的吸引力，建立一个新型的城镇模式，用一系列小型的、精心规划的市镇群来取代大都会，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明日的田园城市》首次发表于1898年，此后在英国就曾再版过六次，被奉为城市规划领域中关于有机分散理论的经典著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周榕认为， “‘田园城市’是一个大的系统，包括物质形态、经济运行、社会改革三个层面，从中国现在的状况来看，实施起来挺困难的。”
　　周榕认为，霍华德提出的 “田园城市”设想虽然美好，但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目前，英国的“田园式”新城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活力不足。这个设想只有缩减城市规模才有可能实行，但是在中国，仅以经济形态来说就不太可能，中国目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集聚效应还不够。如果在大城市的周边，有可能实现像顺义那样的高端居住区。但是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卧城。
　　政治形态上来看，也很难把城乡融为一体。中国的土地权属是双轨制。而 “田园城市”要城乡一体化才能实现。 “重庆现在在搞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体制改革，不过，初衷是城市用地不足，要从集体用地上想点办法。城市建设用地要触底，田园城市注定要损失大量农田。”
　　而从风貌上来看，中国大部分乡村的景象也和田园风情相去甚远。由于人多地少，没有大片保存完好的草原、森林，一年还要耕种好几季作物，加上播种施肥喷药收割，因此也很难达到审美意义上的 “田园”标准。
　　“不过，在绿化隔离带多种些经济作物，倒是个有趣的思路，这样可避免市内大量屋顶制造的热岛效应。我挺反对大量种草的。”周榕说，今年荷兰建筑协会 （NAI）的展览主题就是 “可食性建筑”，展前主办方还特意询问他中国国内有没有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我到处问了问，目前还真没有。”不过，对于像北京这样的北方城市而言，由于长达五个月的枯草期，种植小麦等季节性作物并不合适，可以适当选种适合当地气候的大型经济类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