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国川 北京报道
7月11日，三联书店正式宣布，汪晖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这一人事更迭迅速成为媒体焦点。《读书》无小事，从1979年到2007年，它的创办、发展和嬗变，可以帮我们辨识出近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形态的大变动。如今，这份人称在最近10年蜕变为“新左派”主要言论阵地的杂志，是要回到“以前的样子”，还是要完成一次官僚化的收编？对此，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
我们坚定地支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认同改革开放，对汪晖主编之《读书》所倡导的一些价值取向并不赞成——我们从来不认为关怀穷人是“左派”的专利，在倡导社会公正上，“右派”在道德上从来不低于“左派”；恰恰是为了公平问题，“右派”才强调市场经济的力量——但是，思想观念之间的分化与冲突，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分子阶层本是一个相对分化的领域，而不应一声令下，步调一致，或者因为我是多数、我是主流，少数派就得闭嘴。因此我们专访汪晖先生，就一些有争议的话题进行了交流。
我们认为，“新左派”自我加冕的救世主意识与专制倾向实不足取，而以反对民粹主义为由否认改革的人民性、扭曲改革的公正性，也必须反对。无论左右，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或者说是底线——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我们每个人追求言论自由的权利。
汉代刘向说：“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一些观念分歧势同水火，若有一只鼎隔在其间，许多讨论就可以持续下去、深入下去。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鼎”。
—— 编者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发一些不同的声音？”
问：1996年当你接手《读书》杂志的时候，它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沈昌文先生主持时期已经不一样了吧？
汪晖：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大转变。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在1992年，此后的第一波市场化浪潮被人们所感知，大概就在1994、1995年。1996年初，我应邀担任《读书》杂志的主编的时候，也正赶上这一浪潮。房地产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开发区建设等一下就使得市场化的潮流涌动起来，在拉动经济的同时，导致急剧的分化和腐败。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下海了，经济学家们开始给企业老板打工了，关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看法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激烈分化。
问：也就是说你在接手这个杂志的时候，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
汪晖：当然。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过去十几年的《读书》道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新的情境中激活《读书》的批判传统。
问：这个新的道路的选择，是你个人的想法，还是《读书》的一个共识呢？
汪晖：寻找新的道路大概是共识吧，但如何寻找，我们自己也在探索中。坦白地说，那个时候，知识界的新迷信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新迷信，实事求是地面对新的问题。如果说市场意识形态是在反对计划经济和传统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它现在已经从一种解放的工具蜕变为一种新的迷信和拜物教。这种迷信和拜物教已经把很多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合法化——用面包做大来为严重的社会分化和腐败辩护，如果这不是迷信，就是有意的掩饰。你可以说安徽小岗村在改革初期有多么伟大的成就，但是要以此来掩盖普遍的三农危机的话，那就不只是迷信了；过去讲国有企业有问题，计划经济有问题，倡导私有化，但在国家的强力主导之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产生了极度的社会不平等、大规模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不但中国的支柱型产业瓦解了，而且中国工人阶级曾经获得的尊严感也丧失殆尽。用市场拜物教为这一进程辩护，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倡导的国家退出不过是大规模的、强制性的国家介入的幌子而已。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迷信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你怎么探索新的道路？我们要创造一个讨论现实问题的平台，让不同的声音出来，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
问：当你力图打造一个平台来讨论现实问题的时候，一些人在指责你：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而另一方的声音好像越来越弱，甚至后来是听不见了。
汪晖：第一，几乎主要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不同的声音。比如物权法、私有产权的讨论，既有吴敬琏、张维迎他们的一组文章，也有崔之元、王绍光他们的一组文章。在三农问题上，你也可以从《读书》中找到不同观点的文章，其他问题上大概都是如此。但是，你也知道，经济学家现在写文章越来越少了，他们都很忙。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写文章。只要是认真的、有质量的讨论，我们没有排斥任何人。
第二点，2000年以后，有关改革的争论集中在三农危机、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产权改革等问题上，原先自命为某一派的那几位似乎从未提出也从未真正参与过这类问题的讨论。此外，在整个中国的媒体领域里面，主流的声音铺天盖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发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者让不同的声音更大一点？
问：但是在你主持下的《读书》和之前的《读书》差异太大了。在此之前的《读书》是以启蒙者的姿态来承担它的历史责任的，但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