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溜/文
　　很少有一本杂志能像《读书》那样牵动着一大批读书人热烈的情感和不息的争议，而那些对于《读书》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所心系的往往是沈昌文主持期间的《读书》。沈从1986年起主编《读书》整整十年，如提《读书》必提到沈公。
　　沈公颇有名士风度，幽默风趣，温和敦厚，从不直接臧否人物，反对直接说教。他的个人风格影响并进一步确立了《读书》的风格。
　　沈公进入《读书》杂志编辑部是在1980年，当时陈原为主编。陈原的主张是，文章要有思想性，但绝不能说教，而是要有可读性。这一期间，《读书》成为思想解放的旗帜，发表过 《读书无禁区》、《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等大胆尖锐的文章。
　　沈公先后担任过编辑部主任、执行副主编，1986年起接任主编后，《读书》的风格相对比较平和一些，没有像他的前任那么激进。“我从五四年后就学会了慢一步。”他说，“我既然文化水平不高，上面又没有路子，就只有慢一步，讲得不好是投机。无论哪方面我都没有很高的要求，平安过关就可以。”
　　“慢一步”是他的处世哲学，至今有人讥之为保命哲学，相较于冲到时代最前沿直接发言，他更愿意稍慢一步，在从容自在中探讨些不那么热、实际上更为深层的问题。
　　他说，这要感谢李慎之先生，李慎之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叫做向后看，“改革开放后大家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学术界都在向前看，看看西方最近在搞什么，我们得跟上去。可是李慎之告诉我，你不要向前看，要向后看，因为我们落后，我们走的是西方走过的路，人家商品经济已经搞了多少年了，我们才搞多少年？商品经济引起的种种问题人家都经历过了”。“向后看”，看似保守胆小，实则充满智慧，暗藏机锋。
　　在文章的选择标准上，他延续了陈原“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主张，他说，“当年像金克木、张中行写的文章，的确是又有思想解放的内涵，又不是说教。正统的、非正统的观点，都不能说教。那时我们不登论文的”。
　　可读的标准是什么呢，沈公说，“就叫卧读，能躺在床上读，我们没讲坐在马桶上读，实际上包含了这个意思，不是正襟危坐的，很可能在很嘈杂的环境中看，而且当年的《读书》是没有引文注释的，适合知识分子的要求”。
　　沈公非常反感对读者进行说教，他相信并尊重读者的智慧。他编《读书》的方式是：“提供有关的材料，让读者引起种种想像，由此产生了某种想法，如果这想法是反动的，那是他本人的，与我无关，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任务是提供information，千万不能耳提面命，不能提着人家的耳朵说，非得这样干不可，要不然就不革命。那干嘛呢，我们没有这个责任这个义务。因为这个我经常受攻击，到现在人家还说，你是保命吧。但我相信明眼的人看得出来，我提供的信息是有倾向性的。”
　　在文章内容上，沈公非常注重专栏、老作者和文学，开设了大量专栏介绍各国文学：有冯亦代的“西书拾锦”专栏；吴岳添的“远眺巴黎”写的是法国文学；李长声的 “日知漫录”、“东瀛孤灯”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俄罗斯文学则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此外，诗歌有王佐良的 “读诗随笔”；音乐有辛丰年的“门外读乐”、李皖的“听者有心”；美术有尹吉男的“独自扣门”；翻译有董乐山的“译余废墨”。
　　思想方面，则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 “哈佛读书札记”，引入的新学人有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
　　沈公主张兼收并蓄，各种观点的文章都发。当时还没有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些界线，后来被称为“新左派”的崔之元、张宽等人的文章，最早都是由沈公发在《读书》上。
　　他还最早发出了多篇顾准的文章，直至后来结集出版。顾准的被发现、被关注，沈公可谓是功不可没。
　　十年间，《读书》的读者从两三万增加到十三四万，沈公自己却是极其谦逊，他说编《读书》只是“出于无能”，“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他一再提到当时的种种有利条件，一是“多年不开放，忽然开放了，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他们简直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文章”，二是“胡耀邦他们当头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吓得不敢说，他们就老说你们为什么不说啊，要大胆说嘛”。
　　1996年初，沈公退休，彻底交出《读书》，从此专心“吃喝玩乐”，逍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