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间经常这么开玩笑——“这真是太美好了，让人觉得会稍纵即逝。”他们真是说对了。
　　1976－1985年间，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大约上涨了一倍，广告商踏破了门槛。有一次，我的外事报道编辑竟然劝诫我说，在业务开销方面不必弄得像掏自己腰包似的过于仔细。他意味深长地向我眨眨眼说，“要知道，我们每年可是有几亿美元收入的。”
　　那真是段甜美的时光：《华尔街日报》创办了美国第一份全国性报纸，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人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优秀的新闻作品。记得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采访钢铁工人联合会大会时看到，就连那些人高马大的工会成员都坐在休息室里拿着我们的报纸读得津津有味。
　　那时的头版是全灰色的。抱歉，没有图片，不过文字本身就已经熠熠生辉了。头版中栏的猎奇故事经常能令人开怀大笑——很少有报纸的头版能有这么幽默的文章。有时，这些猎奇故事会以第一人称讲述记者们如何小试身手，反串女子举重队员、桑拿房侍者或职业迪斯科舞者等职业的故事。
　　1985年，我离开该报时，康比德（PeterKann）已经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后来出任首席执行官了，他是我们当时公认最好的写手。我们当时会研究他从亚洲发回的报道，学习大师是如何写作的：看他如何报道在越战期间的“春季攻势”后不久，一家越南动物园如何杀死大象；看他如何报道在印巴战争期间，他所在的达卡遭到围困，报社指令他离开该城，他却发回“未收到指令”的电报，以示拒绝。他在达卡的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奖。他也命中注定要领导这家公司。
　　那时候真是担心好时光会稍纵即逝，而且后来就真的逝去了。康比德的编辑水平依然无可挑剔，他也得到了背后控股的班克罗夫特家族（theBancrofts）毫不动摇的支持。但就在康比德的任期内，道琼斯逐渐江郎才尽了，其所赖以崛起的商业智慧和好运气都慢慢用光了。随着公司经济上的下滑，新闻品质也开始下降。头版中栏的故事越来越索然无味，后来就被取消了。左栏的社论曾经对美国和世界事务做出过最清晰的分析，后来却变得异常平庸，也被取消了。一连串的改版破坏了旧版《华尔街日报》的风格和品味，却没有形成富有特色的新定位。
　　商业报道仍然延续了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性新闻风格，对安然公司的报道就是一例。但非商业主题的报道再也没有那种调查性风格了，虽然此类报道仍是翔实可信的，时而也会有上佳之作，但已经失去了旧日的华丽光芒。当年报纸的商业版块曾非常兴盛，引来滚滚财源，每位记者在报道中都乐于冒险，并以此为荣。
　　上世纪80年代的 《华尔街日报》很好地证明了：好新闻和好商业是携手并进的。当时的《华尔街日报》有不少精通商业之道的人才，更有优秀的记者与编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那是一张坚定而又精明的报纸，每天早上读读它的头版，甚至要比读那些言词激烈的社论版更让人觉得带劲。
　　但是，就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蒲思鼎（Pearlstine）、休伊（JohnHuey）等人才跳槽到时代公司，报道与社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越来越喜欢做独立的报道，这些报道虽然也是新闻，但往往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且社论版的势头经常压过了新闻版。我怀疑，这一变化对报纸的读者基础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那些来自右翼的，尖酸刻薄而又火气十足的社论，最终让广告商对这张报纸不再痴迷。
　　在《华尔街日报》的老员工看来，过去的十年就像是看着一辆汽车如何缓慢地老旧下去，最终轰然瓦解。驾车者曾经是我们的朋友、那些最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们。而现在的情况就像是默多克（RupertMurdoch）开着一辆救护车来收拾事故现场的残局。
　　不管默多克对《华尔街日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人们都会感到悲痛。不管默多克做什么，他们都将指责他谋杀了一张伟大的报纸。然而，这整个故事的令人心酸之处是，我们记者心目中的这个报业“帝国”，其实早已处于濒死状态了——而且它身上的许多伤口，都是由它自己加上去的。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王妙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