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泓超 北京报道
在这个时候，要同时约到联想火炬设计团队的五位核心成员不是件容易事。
7月末的一个闷热的上午，在联想位于上地科技园的创新设计中心内，一脸书生气的李凤朗和一身职业装打扮的仇佳钰端坐在会议桌的另一侧，设计团队核心成员里的其他三位都在出差，李凤朗和仇佳钰也是从工作中抽身出来。接受采访，来自不同媒体的各种各样的采访，对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自4月26日北京奥运会火炬“祥云”正式亮相以来，他们的生活通常是这样：结束一周的工作，在周五晚上出发，第二天以火炬设计师的身份出现在联想火炬手选拔或火炬全国巡展的活动现场，讲解火炬设计，然后在周日晚上赶回北京。当周一早上在办公室出现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像刚刚跟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
“没错，这会牺牲很多个人时间。家人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时间。不过以前做项目也经常周末加班（与设计火炬之前相比），我的生活状态没什么变化。”李凤朗说这番话的时候，一旁的仇佳钰点了点头。
李凤朗是联想创新设计中心（IDC）的设计总监，在火炬设计团队中扮演牵头人的角色，用他的话说就是协调和把握设计方向，在设计最没有头绪的时候要站出来带领团队突破，反之则把机会丢给他们，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就像一部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束，历时一年多的火炬设计过程也经历了这几个阶段。这个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趣，设计团队的成员从不同的部门抽调上来，他们大多同时承担着两三个项目，火炬项目只是其中之一。核心成员几乎每天都要碰面，其他成员则是每周开一两次会，定义问题，讨论，再分头解决问题。
李凤朗说：“很多人以为我们是抽调精英集中精力做这件事，其实我们只是在这件事情上花了更多的心思，不是八个小时上班下班，看电视、看杂志、睡觉、跟家人聊天的时候，都会琢磨。”
火炬设计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跟李凤朗一样，他们把这件事当成是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工作，会为此感到兴奋，所以，在并行的两三个项目中，设计火炬反倒是最轻松、最没有压力的一个。上市的项目要以商业标准来衡量，考虑的是竞争力、品牌形象、成本和质量、为企业带来回报、为客户提供价值这样的问题，而火炬设计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是公开竞标，“我们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如果最后发现方案无法整合在一起，那我们可以把好的想法丢出来，共享给大家，这样我们也贡献了力量，没有任何遗憾”。李凤朗最后总结：“从高度上看，上市的项目处于中间层次，火炬项目的层次显然更高，我们考虑的是如何能够代表中国，如何从5000年的文化中汲取营养，把中国的思想和艺术形式通过火炬表达出来。”
从文化入手，这可能是李凤朗和他的同事们在设计火炬过程中做出的最容易的决定，同时对于联想创新设计中心来说，他们对此也不感到陌生。“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是从零开始，不是为了这个项目才做，而是在前几年的基础上进行的，”仇佳钰说，“这让我们在设计火炬过程中避免了走弯路。”仇佳钰是该中心的战略设计研究总监，火炬设计核心成员中惟一的女性，她负责火炬项目的理论研究和平面设计，这些工作对确定火炬的外形帮助很大。早在2002年时，她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了北京奥运会LOGO的设计工作，开始着手梳理中国文化。接下来的一年，他们对中国字进行了研究，甲骨文、隶书、篆书、楷书、各个朝代的大家作品都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最后，他们做出了20幅招贴，用来代表他们对各个时代字体和文化的理解，这些招贴现在还放在创新设计中心的三楼。她说：“在与国外合作伙伴交流时我们发现必须要找到自己的设计风格，寻找中国的Image，21世纪的中国设计不能让人一看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中国字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现在的设计师如何去理解当时的文化，我们不是要去还原那些东西，而是用现代的方式表达出来。”
联想创新设计中心有两个“潜规则”：有体育爱好的人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在这里工作要学会坦然地接受否定。李凤朗的学生时代正赶上中国女排的辉煌时期，他跟那个时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从女排身上得到了民族感的认同和满足。在他看来，体育能够培养人的团队精神，他们的工作需要这一点，所以“你有什么体育爱好”是每个参加面试的人的必答题，创新设计中心内部也设有体育俱乐部，大多数是团队项目。至于否定，这是创新设计中心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他们的每一个方案都是在不断的否定中诞生的，当然也包括火炬方案。“如果你的工作要求你看到事情的本质，否定是最好的方式。这已经超越了我们互相尊重的层面。”李凤朗说，“在我们这里，一个设计师花了三个月做出来的方案如果被同事挑战，被市场挑战，被竞争对手挑战，他不会有任何怨言。”
4月26日晚上，终于等到了北京奥运会火炬正式发布的日子，在此之前，李凤朗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坚信“祥云”会获得成功。“如果说有一点担心，”李凤朗说，“那也是担心普通百姓能够接受多少，读懂多少，不是专业上、技术上的。”发布会结束当晚，设计团队的五个核心成员去几家电台做节目，等赶到第二天的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