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文
俄国革命史研究面临的困境
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90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 《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1917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多部著述，数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
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 “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