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内壁所砌的世界一些国家及美国各州所赠的190方铸文、石刻中，第十层内壁上镶嵌着一长方形花岗岩中文石碑，碑文为：“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所著《瀛寰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刊出的《瀛寰志略》中，身为满清封疆大员的徐继，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竟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其识见与胆略在当时确属罕见。因为这是对当时居绝对统治地位的皇权神授、万世一系、“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将国家、臣民视为一姓之私的“皇权神圣”观念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无论多么痛苦，中国人的世界观即将开始改变；无论多么艰难，一个启蒙的时代已经来临。
徐继，字健男，号松龛，1795年（乾隆六十年）生于山西五台一官宦之家。生在这种人家，自然是幼读诗书，科举入仕，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徐氏调升广西浔州知府，未及一年又升任福建延建邵道。鸦片战争爆发后，为加强海防，徐继由闽西北的延邵道调闽东南沿海任汀漳龙道代理道台。漳州离厦门很近，徐继到任后便积极备战，以防英军进攻。1841年秋，厦门被英军攻陷，徐继管辖之海澄县也受到英军进攻，由于徐早有准备、指挥得当，更加退潮水浅，未被英军攻克。但是，此番英军的船坚炮利给他极深的印象，虽未能完全明了其意义，朦胧中却也感到这可不是一般的“夷狄”。
战争结束后，徐继颇受赏识，短期内几度升迁，于1843年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奉命移驻厦门，因其略有“夷务”经验，还要兼办“通商”事务。1845年他又代理福建巡抚，两年后正式任命该职。
中英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五口通商”，其中徐继治下的福建就占了厦门、福州这“两口”。这种情势，迫使他究心“夷务”，尽其所能地了解“夷情”；同时，也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夷人”。还是在厦门任福建布政使时，他就结识了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关系甚洽。一位政府大员与“逆夷”有着良好关系，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这时，他已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亟需了解这个极其陌生的外部世界。在与雅裨理的长期交往中，徐继学习了大量的各国史地知识；同时，徐氏又向公务中结识的其他外国人虚心求教。徐继的目的很明确，无论与谁交往，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尽可能细地了解外部世界。对徐继的这种态度，以传教为目的的雅裨礼曾颇为失望地说：“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对获知天国的真理要急切得多。”
在公务之余，他的精力几乎全部用于《瀛寰志略》的写作。当时有关中文资料极少，只言片语都很难得，要广泛搜求才能找到。每见到一个外国人，他都仔细询问海外各情，反复考证对比力求准确完备。日复一日，经过5年时间，才于1848年付梓刊行。他回顾写作经历时说：“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 “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
1851年春，一向“官运亨通”的徐继因“神光寺案”突遭仕途的巨变，被贬职回家。原来，福州是“南京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之一，条约签订不久，英国就据约在福州设立领事馆。经过一番交涉后，徐继同意英国外交人员由福州城外搬入城内，但仍严禁其他人员入城居住。1850年（道光三十年）夏，一名英国传教士和一名医生经侯官县令允许后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徐继知悉后一面严斥侯官县令，一面与英人交涉，要求其退租出城。但英国人以有约为据，拒不搬出。这时，被朝廷免职回家的林则徐与福州的一些绅士联名要求徐继采取强硬手段驱逐英人，甚至不惜募通、“调兵演炮”。此建议为徐拒绝，他主张“按约理论”，通过谈判等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认为 “调兵演炮”等强硬手段将扩大事态，甚至引发新的中外冲突。林、徐矛盾一时间十分尖锐，林联络一些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员，接连参奏弹劾徐继，语气都十分尖锐。
其实，徐继对英国人采取的是“明示德意，阴为钳制”、“以民制夷”的方针。他知道这两名英国人在神光寺租住的房屋十分破旧，便下令严禁任何人为英国人修葺房屋。秋冬时节，福州一直阴雨绵绵，英人所住神光寺的房子渗漏严重，难以住人。几个月来，英国人一直雇不到愿意为他们修房的泥瓦匠，不得不于1850年12月搬出城外。事情虽已结束，却并未平息。此时，咸丰帝刚刚继位，气势仍盛，认为徐继对“夷人”的态度过于软弱，终在1851年春免去了徐继的福建巡抚之职。徐、林之分歧只是策略的不同，二人目的都要“驱夷”，徐主和缓林主强硬，但此后的百余年间，徐、林之间的策略分歧却被说成是立场不同，徐继一直深蒙“妥协”“卖国”之诬。把策略分歧立场化、道德化，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之一。
回乡之后，徐继被聘为山西平遥超山书院山长，以读书授徒为业。1865年，以“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正在兴起，“洋务派”在朝中已有一定地位。最早熟悉“夷情夷务”的徐继自然又被朝廷想起，将其重召回京启用，以三品京堂在新设的洋务机构总理衙门任职。《瀛寰志略》也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标准本”，此时距此书初刻，已近二十年矣。1867年，徐氏出任新成立的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总管大臣。同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在离任之前赠给徐继一幅美国总统华盛顿画像。在赠画仪式上，他对华盛顿又作了热烈颂扬。不久，在华美国传教士在福建制作了一小块花岗岩石碑，碑上用中文镌刻着《瀛寰志略》中对华盛顿的称颂之辞，赠给华盛顿国家纪念馆。
1869年，徐氏告老还乡。1873年，清廷赏加头品顶戴，似有“补赏”以前对他处分不公之意；同年即在家中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