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茜
　　"我们在护国路邮局碰头。”刚和施坦丁在电话里约了碰面的地方，我就开始犯晕，“护国路？”
　　“就是洋人街。”她又说。
　　常常被叫做洋人街，以至于会被人忘掉了的“护国路”是大理最为人所知的街道。
　　过去这条街有小城中挺有意思的几家酒吧、客栈、小店，在全国上下狠狠时髦过一阵子。现在情况不同，放眼看去乌泱泱全是旅游纪念品，跟丽江、阳朔、乌镇惊人地相似。许是中国人历来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这样让人有熟悉感、没有一点意外的典型性旅游目的地到处都是，连圣地西藏的八廓街也同出一辙。
　　我到了路口的邮局，坦丁还没到，东边的路正在施工改造，大小石头和黑色的土翻在外面，路边上的古董店门可罗雀。哪一扇门之后才是坦丁的家呢，我想。
　　“不是大邮局，是小邮局，再往东走。”
　　我绕到人民路，相较洋人街高昂的租金养着的各种店，这条街上小店的个性和家常更能让人呼吸畅快。十字路口的对面，坦丁撑着下巴，好好地坐在邮局前的路边等着。东西向的护国路已告罄，南北向的叶榆路倒真的是大理的本名。坦丁站起来，慢慢地带着我继续向东。左拐右拐，一栋老式板楼出现在我面前，坦丁兀自在楼下叫了几声，老罗扔下钥匙来，我们开门上楼。
从大理出发
　　没有电视、从不打麻将、也不爱串门的坦丁和老罗 （LaurentJeanneau）在大理老城中最爱的活动就是进山徒步。更确切些，是老罗喜欢。他们在大理定居了快1年，生活只是尽量的简单。老罗10年前开始进行原生态的田野录音，居无定所，从法国到纽约、坦桑尼亚到越南、柬埔寨，最后暂时停在大理。他的工作完全发自自己的兴趣，并不受雇于什么组织和公司，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常常令他陷入困境。“定居”大理大抵是坦丁的主意，也因此，大理成为他第一个相对固定的工作室，变成他上路的一个起点，也或许，还有些家的温存。
　　“我们没钱买桌子，看见一家人正盖房子，我们看他那木板特别好，跑去看了几天，最后工匠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说不干什么，就想要那木板，工匠也不要钱，很大方直接让我们抬走了。”坦丁说得眼睛闪闪发亮。老罗虽然已经42岁，还是小孩心性，一心放他的音乐给我们听。
　　一支普米族的歌响起来，女人在歌中唱着自己的女儿，担心女儿日后出去寻活路艰难。没有一点配器，女人只在那悠悠吟唱，很动人。
　　坦丁半躺着说起他们在泸沽湖的相遇。怎么会那么巧呢，大家都去找泸沽湖会唱歌的人。老罗照例是一个人操着几句半生不熟的中文在村里乱逛，“他表面上是漫不经心，其实脑子里那根筋挺敏感的。我会说一点听起来像四川话的泸沽湖话，老罗诚恳地要求我做他的搭档。”坦丁的英语也是半吊子，两个人基本不能交流。可是老罗很诚恳，他就认定了这个搭档。“我不了解他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性质，请他写一个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东西给我看，他也就真的写，第二天就写完。我找朋友翻译了以后，就决定和他搭档试试看。”
　　“刚开始我们就配合默契而且特别幸运，坐车都有人在唱歌。”在那种大筐大箩塞满车的午后，那把摩挲老调像碎片。一下子有，一下子又没了。他们碰到一个在小岛上掌管寺院的喇嘛，“他说我的衣服穿得像喇嘛。我说你不像，他说我真的是喇嘛。喇嘛带我们认识了狮子山上普米族的一个师友，这样一下子工作就串起来了。”
　　两个人慢慢地好了。有人问老罗，坦丁是你什么人，老罗就说，“她是我的翻译、导游、女朋友。”“女朋友排最后一位，他真是这么想。我有时候生气了，说我们分手吧，他就问那我们还能一起工作吗？”坦丁乐了。
10年乐与路
　　年初老罗和坦丁出门录音去了两三个月。“刚回到家眼睁睁看见一个小偷，就是没抓到。本来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可刻了10年录音资料的电脑被小偷顺走了。”虽然报了案，但这个打击让两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颓唐，一个10年积累的音乐资料库没了。坦丁是个火急脾气，不相信资料找不回来。她把自己看到小偷的样貌画下来，给警察备案，也一家家街坊邻居自己亲自去问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人。最后她找到小偷销赃的地方，电脑早拆了卖硬盘只卖几百块钱。找回硬盘此事算是告一段落，坦丁说：“小偷不识货。”
　　不识货的又岂止只是小偷。老罗在录音过程中常常发现自己是去到某个村子采集某种音乐的第一人，10年来发行的CD却屈指可数，由musiquesdumonde（一法国音乐厂牌）发行的坦桑尼亚丛林人 （HADZAS）的一套双CD、由sublimefrequencies（一美国厂牌）发行的柬埔寨东北部地区少数种族的CD一张。
　　年轻的时候他住在纽约，做花园管理，闲时做电子音乐，朋友中有比约克（Bjork），可这些生活碎片，通通都不值一提，比不上他15岁时听到的那张印度音乐。他大量查阅各种少数民族的资料，32岁开始学习录音。
　　“旅行的时候就正好试验，那时候录音机实在太大，我就拎着两个大箱子一样的录音机去录音。”
　　1999年他和朋友到坦桑尼亚录丛林人，跟着当地人狩猎抓猴子，手脚不快便分不到猴子肉吃；2005年他在柬埔寨MONDOLKIRI染上疟疾，缺吃少穿，差点死在当地。老罗不愿意说这些，他只给我们听那些深深感动了他的音乐。为了能继续听继续录，他常常回纽约或巴黎打两三个月短工，赚一笔钱回来录一段时间。
　　“我怕有些地方再不去老人都死了。并不是说音乐死了，而是唱歌的人死了。苗族人的历史就不通过书记录，老的故事是通过唱来记录的。一个人死了就相当于一本书消失了。”
　　厂牌KINKGONG
　　KinkGong是老罗和坦丁自己做的厂牌，时间不长，包装也简陋，很多CD就用一张他们自己在当地拍的照片做封面，做一个简易的壳子。白糖罐是惟一一家出售CD的指定店铺，其余都靠他们在音乐节或热闹的地方摆地摊。出自己的牌子和定居大理都在同时进行，这一年来他们仍然在不断行走，但是已不至于被生活逼迫得左支右绌。
　　坦丁说自己正在变得从容。她和老罗依然会有争执，老罗有时怪她太急，录音怎么可以赶？她后来想了觉得对，录音路线再长也得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体会些人情，录出的音乐给人的感觉在情感上不一样。
　　老罗有时候去柬埔寨住一段时间，“那些女人跟他很亲，死了亲人也会在他肩膀上哭。老罗看他们生活太苦了，就自己录些CD给他们卖钱。”坦丁边说边和老罗分花生吃，看得出田野录音已经把他们联系得越来越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