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确实严重地存在着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的问题，特别是机构设置混乱，职能交叉重叠，界限不清晰，互相扯皮、人浮于事的问题十分突出。这种情况极容易产生两个恶劣后果：一是财政供养必然不堪重负。机关干部也是过日子的，吃不饱“皇粮”便会千方百计吃“民粮”，从而引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赞助等各种违规违法行为；二是办事效率低，服务质量差，有权有利则相互争抢，无权无利则相互推诿，“槽中无食猪拱猪”，勾心斗角、内耗不断的情况经常发生。现在社会上流传说，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人在干，三分之一的人在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捣乱。结果往往是“干的搞不赢看的，看的搞不赢捣乱的”。是不是“夸张”我不清楚，但确实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几十年来，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有一个久治不愈的 “炎症”，就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尽管平时可能毫无政绩可言，甚至毫无事情可做，但只要你不犯大的错误，那便“生是政府的人，死是政府的鬼”。谁也奈何你不得。我刚到咸安的时候，纪检委书记告诉我，1997年，全区因犯各种严重错误先被纪检委开除党籍，后又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被法院判决为“缓刑”的中层干部共13名，这些人需要重新安排工作。我听后大吃一惊，判了缓刑为什么不能开除公职？还要重新安排工作？纪检委书记说，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对此没有规定。我说，党纪国法既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开除公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不反对开除公职。在区委常委会议上，大家同意了我的观点，将这13名干部开除了公职。但后来，这13人不仅经常找我“扯皮”，而且一直通过各种形式上访包括向上级纪检委申诉，要求区委纠正 “明显违反常规”的错误做法，恢复他们的公职。直到我离开咸安之时，此事尚未了结，足见我们党政机关减人是多么艰难。
　　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权责不清、相互摩擦、效率低下、内耗严重的问题，干部队伍庞杂，编制约束不严格，岗位职责混乱，人浮于事，“吃饭”财政不堪重负的局面，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否则，政府工作就没有公正和效率可言，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自己的社会形象，也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当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建立“五保合一”社会保障体系两大“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我就计划乘风破浪地来一个精简机构、分流冗员的“动作”。有好心人劝我：这些年来，凡是能够给干部带来利益和好处的改革都搞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尽是一些得罪人的烂事儿，人家能够绕道走，你也可以绕道走，何必较真去当这个“冤家对头”！现在干部的任免要走民主推荐的程序，必须依靠有人在票上“划圈”才行，你老是干一些摘人“帽子”、端人“饭碗”的恶行，别人恨你都来不及，谁还会给你“划圈”？
　　一位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朋友则从另一角度启发我：精简机构、分流干部的改革也可以搞，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怎么去掌握？在许多县市区，一些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一会儿被合并，一会儿又分开；一会儿被撤销，一会儿又重建，这都叫改革。有的单位一会儿被下放，一会儿又垂直，如此反反复复搞了好多次，这也叫改革。但不管怎么改，每回都必须能够平稳地“鸣金收兵”。要做到这一点，核心的核心，就在于机构的关、停、并、转，千万不要真正触及到干部个人的切身利益，顶多是让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简”换一个领取工资的地方，甚至还可能使有些党政机关在名义上变成事业单位之后的经济待遇还可能比原来要高要优。这种“改革”可以导致一种完美的结果：领导赚了名声，干部得了实惠，双方形成了“共赢”。
　　说实话，我内心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当时，中央没有“红头文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指示，周边地区没有遥相响应，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地方想要率先突破搞改革，都极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迟早会成为被淹没的“孤岛”。推行精简机构、分流冗员的改革，特别是搞这种摘人“帽子”、端人“饭碗”的改革，无疑是最富危险性的事情。前面提到的被纪检委开除党籍，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并被法院判了“缓刑”的13名干部，尚且“有理由”强烈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倘若真把多余的干部从组织部的花名单上和财政局的工资册上“一笔勾销”了，那岂不是要翻江倒海、地动山摇！万一稍有闪失，轻则让你改革者粉身碎骨，重则搞得整个社会鸡犬不宁。
　　碰到困难决不绕道走，这是我的性格。就算本届党委、政府根治不了这个“痼疾”，也要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尽量为后届班子彻底解决问题创造一些条件。通过对利与弊、得与失的反复权衡，最后我还是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捅一捅这个“马蜂窝”。不过，我非常清醒：真刀实枪地进行一次机构精简和冗员分流，这绝对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攻坚战，必然引发各种利益的尖锐碰撞，并产生出许多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矛盾冲突。其意义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失败了，咸安的各项改革极有可能会戛然而止；如果成功了，咸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将会出现一个顺利、健康、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后来，有人评论我当时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实际上，我并不是赌徒，行为方式历来崇尚理性，不走极端，决不干那种毫无胜算的鲁莽事情。之所以敢于搞这么一场涉及众多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个人利益的重大改革活动，心中还是很有“谱”的，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的判断：
　　一是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咸安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希望，而咸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要突破山重水复的困境，就必须下决心改变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行政成本高、服务效率低、老百姓怨声载道、投资者望而生畏的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关于精简机构、分流冗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四大家”领导到区直各单位的“头儿”，再到广大干部群众，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我认为，这就是可以大胆进行改革的社会基础。
　　二是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曾经提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解决的思路就是“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并“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同时，“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我觉得，这无疑就是咸安实施改革突破的政治依据和历史机遇。
　　三是精简机构、分流冗员、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转换政府职能、改变传统领导方式方法、强化干部队伍素质、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服务效率，这是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必然方向。尽管咸安具体情况很复杂，矛盾大，困难多，但只要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方向，就不会出现根本性错误，只要我们众志成城，精心操作，办法肯定比困难多。通过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建立 “五保合一”社会保障制度两大“战役”的考验，我相信区委班子的坚强战斗力。
　　四是咸安“五保合一”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最为重大的现实作用是为正在准备高速行驶的改革“列车”装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减震器”和“安全阀”。它不仅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疏导了过去在就业选择时千军万马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独木桥”的交通拥挤局面，还直接打破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工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劳动用工、社会自然人之间“楚河汉界”的传统隔阂，促进了各种人才在不同的劳动领域自由、合理的流动。我坚信，这是咸安独有的巨大优势。
　　五是经过数月来各种途径对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大力灌输，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传统“官”念正在日渐淡化。推行“五保合一”体系以后，新的创业、就业意识正在逐步形成。不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开始甩掉了 “官帽子”，放下了“铁饭碗”，走出机关闯市场，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寻找个人新发展，成了干部职工的一种新时尚，一种新追求。
　　当然，即使有这种形势和机会，也不等于就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必然性。由于机构调整、人员分流工作涉及面广，震动力大，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在推行这一改革时，我必须特别谨慎、特别小心。在我看来，整体设计、周密组织、精心操作，充分预计改革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矛盾与问题，并及时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能努力地将风险压缩到最小的程度，去争取改革的最大收益。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咸安的干部群众灌输“小政府、大社会”的新理念。我每到一个地方和单位，都讲无限权力政府和无限责任政府往往是顶着铁锅唱戏，人吃了亏，戏却不好看。为什么？因为广大山乡农村、各个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社区等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只是各级政府的附属物和“应声虫”，他们对于管理社会和管理自己所应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政府大包大揽的执政方式所严重压抑，久而久之，也就逐步养成了一种无事靠政府、有事找政府的思想惰性和行为惰性。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实践结果，不仅使得政府的管理成本大到无以为继，而且导致整个社会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
　　这些显而易见、刻骨铭心的教训，值得我们扪心自问和认真反思：到底哪些是政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哪些是政府“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提醒说，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自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权力，其实并不是政府所应该拥有的权力。同样，那些被视之为政府“神圣不可推卸”的许多责任，其实也不是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党的十四大早已经确立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既然如此，政府就必须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无所不管和越俎代疱、自操自办的第一线，逐步退到主要是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法制的手段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并通过科学配置各种资源来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第二线。
　　怎么“退”呢？在我看来，个人、社会、政府既是不同的管理层面，又是互动的有机整体。政府对于社会服务包括一些微观性质的行政管理事务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凡是个人、家庭、家族能够依法自立自主的事情，社会就不要去管；凡单位、企业、团体、社区等社会组织能够依法自立自主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去管。政府的重要任务是充分培育、调动、发挥好个人和社会自己管理自己、服务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努力追求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即使必须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责任，也应该按照“效率”的原则去寻找其他更好的实现形式。
　　在一次有区直各职能局、办、委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不要觉得政府往后退就是丧权辱则，就是放任自流不作为。古今中外的政府，从来就是有限责任政府和有限权力政府。其实，这种“退”是遵循行政管理内在规律的必要举措，是为了明晰政府的责权界限，厘清政府的管理职能，准确政府的角色定位。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政府的管理机构就会变的比较小，干部队伍的人数就会变得比较少，就有利于营造出一种让社会力量自主投资、自主创业、自主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制度环境，让各种健康的活力像火山一样猛烈激发出来，让社会财富在自由与和谐的氛围中像涌泉一样地流淌不绝。
　　不敢说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我的思想在咸安的干部队伍里都是“知音”，但在“四大家”决策层，特别是王玲、江仁春、周家添、镇改新、边一山、程家华、熊棠芬等区委主要领导班子成员，都长期在基层第一线工作过，有着“当家方知柴米油盐贵”的经历，他们也非常希望冲破传统体制机制的羁绊，向往“统一、精干、效能”的新型政府建设。他们认为，早改革虽然困难多、阻力大，然而成本低、主动性强，晚改不如早改，长痛不如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