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每桶突破100美元，中国因此面对更艰难的选择：是根据市场变化，继续调整成品油价格，还是以强制手段锁定价格，保证物价水平不因油市波动而起伏。
　　过去一年中，油价从每桶不到60美元上升至100美元，中国成品油价格只在去年11月提升了一次。固守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国内消费者感受不到价格上涨压力，无需支付更高的成本，看来是一件顺应民心的事情。
　　去年通货膨胀水平远远超过了3％的央行控制线，普通百姓已经深切感受到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反通胀也因此成为今年央行首要目标。如果继续提高成品油价格，可能会推动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央行也要因此面对更复杂的局面。这也可能使得决策部门更加慎重。
　　很多中国经济观察人士认为，油价上调，最大的获益者是垄断的国有石油公司。他们相信，这些公司以亏损为由，迫使政府对油价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并且给他们的亏损以补贴。如果因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决策者也可能面对更多的批评。
　　不过，如果坚持政府调控，将油价锁定在我们认为可以承受的水平以内，也可能带来越来越复杂的负效应。成品油价格长期低于资源成本，不能准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由此导致的价格扭曲必然给出错误的市场信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以高能耗为特征的粗放增长格局难有改观，即使政府出台种种行政弹压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包括政府在内的投资热情。
　　这种政策选择中的两难困境，未来可能会不止一次地出现。任何价格调整都相当于利益再分配，作为市场主体，垄断公司肯定希望市场为自己的产品定价，并且按照市场的逻辑决定政策；很多时候，他们又会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理由，要求市场外的种种特权。石油公司如此，其他在市场上享有垄断或者半垄断权力的公司也是如此。
　　这种双面公司的大量存在，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格局调整走样。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目的在于理顺价格，使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在考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定价。但是，当价格调整的利益天平更多地倾向于大公司时，改革的推进就可能遭到其他利益受损者的反对；如果决策者选择顾及更多人的感受，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就无法实现。
　　然而，拖延意味着更高的代价。面对始终错误的价格信号，中国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难度会增加，在此基础上居高不下的出口增速，实际上也等于中国以消耗自己的方式补贴世界各国的消费者。这笔不划算的生意本该尽早结束，问题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给出的信号客观上鼓励所有的制造商和投资者如此行事。
　　因此，打破僵局，需要我们给那些双面公司们准确定位。我们不希望决策者在大公司诉求和普通民众的利益间摇摆。我们不愿意看到，那些真正受损的利益群体得到补贴的同时，那些大公司也以政策性亏损的名义获得财政补贴。
　　我们认为，这些公司不能指望继续享有市场和公益的双重好处。如果要归于市场，就不能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名，继续享有种种非市场化的便利；如果他们确实是具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国有企业，那就卸下种种市场的装扮，不要以保值增值的名义蚕食民众福利。
　　实际上，无论是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或者其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我们都认为，如果真的要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国有垄断公司的双面性是个绕不开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