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言咏
　　一
　　5月的海南，那稍有些拗口的“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20周年”的标语依然随处可见。从一个月前抚今追昔的激情中略略平复的海南人，时下又津津乐道于 “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区”等概念，并将其视为海南重整旗鼓再出发的起点。
　　如果不是散见于海口的那些还没有长大就已呈老相的房子，在时刻提醒着这个岛屿曾经经历的沧桑，人们几乎会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从1988年的“特别关税区”到2008年的“自由贸易区”，海南仿佛又回到了原点，20年间的兴衰起伏似乎只留下几声嗟叹，几许感慨，和几多憧憬。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如今的海南人在紧盯高层政策意向以期落实自己所提概念的时候，多了几分清醒和务实。在4月底召开的“海南改革开放发展高层论坛”上，海南政学两界精英们在对创办自由贸易区赋予莫大期许的同时，更多的提出了推进的现实路径，甚至备下了“上中下”三策。
　　毕竟办成全国最大特区的激情与梦想已经不再，十万才俊过琼州海峡的良辰美景也难再现。口号、观念、愿景等形而上的语辞已然让位于资本、产业、基础设施等中性的现实。20年荏苒，从一飞冲天的雄心壮志到务实前行的平和踏实，海南与中国改革一样经历了一个祛魅化的过程。以此分析框架面对海南的20年，人们不难发现所谓曾经错失的机遇和可以避免的泡沫，似乎都有着不得不然的宿命意味。而海南一路踉跄前行的轨迹，更表明所谓“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概念、资本和产业的“完美”结合，其间时势际遇的更替并不像人们所认定的那么有规律可循。
二
　　回顾海南20年，那些亲历历史的老人们多是分为两派：“扼腕叹惜派”和“宿命派”。前者提起当年失之交臂的“特别关税区”，总会惋惜当时的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过于谨小慎微；说到“洋浦风波”，多会指责清流误国；论及地产泡沫，则在扼腕海南政商两界昧于时势之余对其时调控手段之严苛颇有微辞。而后者则一言以蔽之地指出，以海南当时基础设施之薄弱，对接产业转移能力之差，有再多的优惠政策，也断无平地起高楼的可能。其后地产泡沫的勃兴更是表明，在没有合适的产业基础的情境下，短期资本的易得性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历史是无法重复的棋局，人们永远无法逆料那错失的一步或几步究竟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结局。将海南的棋局放在全国乃至亚太的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历史背景和格局下，或许人们将不再如此斤斤计较于一城一地之得失。
　　把许、梁二人调到海南，中央欲复制深圳特区模式的企盼呼之欲出。所谓“一线管死，二线放开”的特别关税区构想，和深圳特区与香港之间的二线关模式如出一辙。而许、梁二人其时的犹豫也在情理之中，与深圳之倚靠珠三角腹地不同，以海南之 “孤悬海外”，万一大陆的供应一时隔断，而来自海外的物流暂时接济不上，偌大一个海岛如何自处？
　　而洋浦的命运，回头来看，似乎也不能全归因于“左”派固守教条主义。在党内素有开明派声望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曾于1989年初视察洋浦。据知情人士介绍，当时也是天公不作美，接连几天阴雨连绵，洋浦开发区一片萧瑟景象。田当时未发一言，回京后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写了封信，大意是到海南看了一下，感觉第一是基础设施太落后，第二干部的观念太落伍，一旦放开以后，担心会出问题，建议中央过几年再来考虑。
　　自身的谨慎犹豫和外界的质疑诘难，令“特别关税区”乃至“大洋浦保税区”胎死腹中。其后海南虽然曾于1992年再度力推“特别关税区”概念，并于《海南日报》头版鼓吹“特别关税区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要快搞的问题！”，然终因海南内外人事迭变，形格势禁，“特别关税区”之议再难成气候。
三
　　“开放受到限制，那我们就多做改革的文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回忆起1990年代海南的股份制改革，以及人才、房地产、期货等要素市场的建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开放方面遭遇的挫折令预期中的国际资本却步不前，但海南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令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为全国投资的热土。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实质性产业做支撑，这些投资迅速转移到了无需太多产业积累的房地产领域。接下来的故事尽人皆知，不管动机初衷为何，这些来到海南的资本都成了短期资本，其逐利的本性令海南泡沫越做越大，直至迎来宏观调控的肃杀之风。风过后，海南一片狼藉。
　　在那些经历过海南地产泡沫的精英们中，至今一些人还不能以平常心回视那场短暂的盛世浮华，总觉得假以时日，泡沫总会消化，投资获利的资本终归会流入别的产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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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这依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有人说，幸亏中央没有批准海南成为“特别关税区”，否则以地产泡沫之凶猛，再加上资金自由进出，后果不堪设想。有人说短融长投的想法看上去很美，从来不可能实现，这在后来的德隆等资本“传奇”里一再得到印证。也有人说，以中国当时的国力，无法支撑两个狂飙突进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当国家资本意志的触角已然伸向浦东的时候，海南的命运便已注定。
　　从激励无数热血青年南望天涯的改革热土，到冒险家的乐园，再到满目疮痍的伤心之岛，海南似乎过早过快地挥霍了自己的纯真年代。在那之后，海南经历了一段漫长舔伤的消沉岁月。在海南建设厅原副厅长林克昌看来，后来的海南发展银行之所以破产，与其说是被亚洲金融危机风暴波及，不如说是受海南地产泡沫沉疴所累，“那么多负债累累的城商行挂靠在它下面，不破产才怪。”受此次惨痛经历所累，海南方面后来试图恢复发行牌照的努力至今未果。
　　四
　　20年前，面对一片沸腾的海南，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清醒地指出：“1988年来的外地人所面对的海南是一个落后的边陲社会，他们的宏伟目标在建省早期能否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
　　时光行进到2004年，海南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工业化元年。该年8月，《关于加快海南省新型工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以大公司、大项目带动，加快提升海南工业比重”的设想。此一设想在之前一年的央企强势主导海南地方工业重组的浪潮中已初见端倪：华能集团重组海口电厂，一汽集团兼并海南汽车厂，红塔集团重组海南卷烟厂，武钢集团控股兼并鹏达薄板厂，等等。
　　曾欲成长为中国最大特区的海南省，最终和不少后发地区一样，走上了一条靠大企业引领大工业实现反梯度赶超战略的平实之路。海南，第一次有效实现了产业和资本的“亲密接触”。在此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区概念，也因之被注入了不少实质性内容，似乎可免其前身“特别关税区”命运多舛之虞。
　　接下来的问题是，走上了新型工业化之路的海南，如何协调以国际旅游岛促自由贸易区和以 “能源和平开发平台”推进自由贸易区这两者之间，因环保、生态、油气、炼化等对冲性概念而产生的龃龉和张力。
　　海南故事演绎至此，在其最初版本的映衬下，已成隐喻丰富的海南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