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伟 苏琦
　　20年前，迟福林调任海南，是第一个到海南报到的由中央下派的厅局级干部，曾任海南省委首任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亲历了海南20年来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就海南建省办特区20年的成败得失以及未来的发展思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经济观察报：1988年，当时代总理李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该议案提出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个特殊在后来主要表现为什么？
　　迟福林：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创办海南经济特区，就是要使海南在我国对外开放中起到前沿、窗口的作用；就是要在实现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就是要在改革方面敢闯、敢试，真正起到先行试验的作用。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来，取得多项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改革突破。海南率先在全国提出并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进行省级机构改革试验；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推行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制试点，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海南率先实行省级统筹的社会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制度，初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率先改革企业登记制度；率先取消了农业特产税，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农业税；在全国率先实行城乡九年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海南省率先提出，将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农村延伸，争取用10到15年的时间，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些先行一步的改革探索，有的已经推广到全国，有的继续成为海南特区独有的体制优势。
　　经济观察报：你亲身经历了20年来海南的发展，你是怎么评价的？
　　迟福林：我到海南的时候30多岁，现在已经50多岁。海南建省办特区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海南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在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变。它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国防前哨向现在这种全方位开放的转变。在实现这两个转变当中，海南岛由过去解决吃饭都很困难的一个落后的地区，发展到今天初步繁荣的岛屿，就是说它实现了由过去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社会，到现在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的跨越。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它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海南在建省办特区20周年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改革开放是海南的生命线”，我想这个概括，也反映了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
　　经济观察报：从建“一线管死、二线放开”的社会主义“香港”到洋浦开发区、特别关税区、南海开发战略基地、海南国际旅游岛、中国综合改革试验区、琼台自由贸易区……20年来，海南特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突围”的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最后没有形成足够的标本意义，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20年来海南的变化巨大，但是发展并不是很顺利，很多重要的机遇，都没有抓住，甚至把它丧失掉了。这也是海南没有实现当时中央构想的一个关键原因。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是海南自身对机遇的判断严重不到位，错失机遇；二是大环境的变化，导致有一些改革被拖延。这些机遇的错失，使得海南市场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这表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在全国改革开放排在前列，近些年，海南的市场化指数和经济开发度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后。在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之际，这个总结和反思，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经济观察报：那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内在原因，让海南失去这些宝贵的机遇？
　　迟福林：从自身原因来看，这个岛屿惰性太大，导致我们在判断机遇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上都存在问题。海南作为一个岛屿，一定要站在全局来看自己，要是站在岛内看到自己，怎么都看不清楚。从全局来看，海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棋子，就是小卒子过河，要明白自己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扮演的角色。海南在1993年到1996年那么困难的时候，还在讲自己的生活质量不错，这不是坐井观天吗？不能自我满足，不能你说我生活不行，我说我空气很好。
　　第二就是发展的思维方式，海南岛的发展应该走不同于内地的路子——通过传统的工业化，再进入到现代化，这是不对的。因为海南的传统工业基础就很薄弱，经过传统工业化，路子将很长。但事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想走这条路子。
　　还有人才教育的问题。当年十万人才到海南，这真是给海南送来了巨大的人力资本。但是我们后来在内生人才的培养上并没有做得特别好，导致后来我们人才的匮乏、流失，少了高素质人才的带动促进作用，海南在思想、体制上也就难以取得突破和创新。
　　但是从整体来说，还有大环境的影响，比如特别关税区的设想一直迟迟不能实现，就和大环境的变化有关。
　　经济观察报：刚才你提到了海南的发展道路不应该沿袭内地模式，当年也确实组织了不少老板团，想模仿深圳模式，但以海南工业基础之差，区域优势也不及深圳，吸引产业转移似乎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迟福林：海南的发展首先需要巨大的外部冲力。1988年，海南提出特别关税区的设想后，我随海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许世杰出国和国外的银行谈合作，很多的金融财团都表示要进来。泰国的盘谷银行、新加坡的华联银行等都表示了进来的愿望。
　　另外当年提出“琼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台湾方面很积极，1988年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在第一版的全版刊登了台湾当局关于对海南岛实施全面的农业、渔业技术合作的援助计划，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计划搁浅了。
　　所以海南的发展不能完全靠内生性的生长，这不知道要多少年。关键要有好的方式，引进外面动力，从外部来改造岛屿。
　　经济观察报：1989年之后，外来资本开始大量进入海南，这是海南所希望的外部冲力，当时海南也没什么产业基础，怎么后来这些资本都进入房地产了呢？
　　迟福林：1989年以后，海南的领导就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占领市场的制高点来吸引外来投资，于是在市场要素建立上想办法，成立期货交易所、房地产交易所等等；第二吸引大批企业进入，方法就是搞股份制；第三是搞社会保障改革；第四，市场放开，包括粮食等多种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此时正是中国短期资本寻找出路的时候，海南就给这些短期资本提供了机会。
　　资本进来以后，就有逐利性，海南又没有产业基础，这些资本有两个出路，一是进入房地产业，二是炒股票。海南房地产的兴起也不是没来由的，1989年到1993年，海南每年有上千家企业注册，那时候房地产不是搞住宅楼，主要搞办公楼，每年有三五百亿短期资本进入海南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出现了房地产热。如果没有后来的政策变化，海南这些炒房地产的短期资本是可以引导向产业转移的。这个时候大家也意识到问题了，准备向别的地方转移，但此时关于海南的政策环境却变化了。
　　经济观察报：在海南之后，浦东的发展也被国外媒体质疑，因为和当年海南800亿短期资本相比，浦东有上千亿的资本进入房地产，国外媒体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泡沫，但是和海南不同，浦东慢慢消化了。你怎么看？
　　迟福林：海南当年是靠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当初，中国房地产的许多精英大多是从海南出去的。浦东开发是国家资本的体现。我在1992年去日本的时候，和日本的投资者交流，我问他们，日本投资者对海南有很大兴趣，为什么迟迟不投呢？日本人的回答是，一是我们还没有看出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的真正决心；二是在一个落后区域，如果中央政府没有投资，说明中央政府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所以国际资本都看你这个棋子是什么样的性质，是战略棋子还是无可轻重的棋子。
　　所以现在国家对海南的投资，包括几个重要项目，国外资本很快就能看到，投资很快就会随之而来，当年的浦东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都需要国家政策托底。
　　经济观察报：海南现在提出自由贸易区、国际旅游岛，但是如何与现在的很多重工业，比如石油炼化产业等可能存在污染的产业相结合呢？
　　迟福林：这是当时海南为了发展而形成的历史问题。现在发展思路基本明确了，前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海南省考察工作时，提出海南一定要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要求，坚持生态立省，坚持把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同时要解放思想。保护生态和解放思想，这两点非常有针对性。
　　经济观察报：现在海南提出搞自由贸易区，但是利用自由贸易区来干什么呢？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把自由贸易区与石油大炼化结合起来，作为能源的自由贸易区，你怎么看？
　　迟福林：自由贸易区的选择很重要。第一种方案是理想方案，以亚洲为背景，建立规范意义的自由贸易区。第二种就是以南海油气资源和平开发和两岸经贸合作为背景，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区。第三种是以建立国际旅游岛为重点，推进海南岛国际化进程。
　　如果与能源相结合，最实际的操作是将洋浦作为自由工业港区，明确其作为南海能源的国家战略基地，这个战略地位不在于其加工能力，在于它的中转能力、输出能力，将其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油气储存交换基地，是一个大市场，而不是成为重化工业加工基地。这样就能与海南国际旅游岛、生态岛的发展思路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