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
“每天睁开眼就兴奋”
　　人到中年的王建平，微微有些发福。他现在是海口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二十年前，他花了一个星期，从吉林来到海南。
　　1987年，王建平从吉林艺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吉林通化的一个印刷厂。不甘心在印刷厂干一辈子的他没去报到，只身去了深圳，在一家装修公司干了几个月。
　　那年年底，王建平回学校转档案关系，和一个朋友吃饭，席间聊起了海南建省。那个朋友收集了很多相关报道，贴满了一个本子。王建平看了后，本来就有些动心的他决定去看看。
　　王建平先从长春坐火车到北京，因为春运期间买不到去广州的车票，他干脆跳上一辆开往云南方向的列车，中途在一小站换车到长沙，再从长沙辗转到达广州，然后坐轮渡到海口。
　　那是一种仿佛到了异国他乡，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的感觉。海南的植物和环境，与内陆大不相同。当时海南人几乎人人戴一顶“越南帽”——尖顶，草编，大约与肩同宽，像伞一样可以遮阳挡雨。
　　王建平原以为这个海滨之城是一个很绿的地方，但实际上，却满城黄土。除了海府路、解放路等主干道铺了柏油之外，其余的全是土路。路口没有红绿灯，交警靠口哨指挥交通。街上跑的交通工具大多是摩托，加一边斗就带人拉活。海口是个很小的城市，却一夜之间涌进了那么多人。
　　海南当时电力不足，每天晚上都停电。一到夜晚，街边商店门口立着的小型发电机就开始工作，成为一道风景。
　　现在位于海府路、海秀路和博爱路交界之处的三角池，是海口最平凡的街景之一。二十年前，这里是喧闹之地。
　　那时的海府路，是海口最繁华的一条街。刚刚成立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位于这条路上，客运站和人才交流中心也相隔不远。
　　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之后，从全国各地如潮水般涌来的王建平们，把这里当成聚会和交流的场所。人民公园附近的一段布告栏上，花花绿绿贴满了求职、招聘、寻人的纸片，布告栏下，则挤满了怀揣不多盘缠，但却有很多梦想的人；那些暂时没找着工作的，一边在这里寻找机会，一边摆摊做小买卖谋生；入夜，广场上三五成群，或高歌，或海聊。
　　如同在封闭的生活之中打开了一扇天窗，海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
　　那一年，涌入海南的闯荡者超过10万。到1990年人才大潮消退之前，海南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库存人才档案达18万份之多。
　　王建平形容初到海南的那段日子“每天睁开眼就兴奋”。
　　同是天涯寻梦人，那些从大陆过来的人很容易找到共鸣，成为朋友。在街上，听到说普通话就觉得亲切，彼此经常会友好地打招呼，问一句：你是哪里来的？遇到老乡或者投缘的就坐下聊一会儿，很快就熟了。王建平很多相交至今的朋友，都是那时在大街上认识的。
　　海南天热，又经常停电，因此一到晚上，只要有灯光，路比较平的地方就聚集了人。三角池一带是一个中心，每天晚上都有好几个“研讨会”，像一度流行的“英语角”一样，大家自发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讨论诸如“海南应该如何发展”的话题。
　　很多当时的学界红人也出入这里。有一次听一人讲得头头是道，有人问，你是谁？这人说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哗一下立刻围拢了一堆人，还有人搬凳子，让他站凳子上讲，后来觉得凳子不够高，又整了张桌子过来。能在公园里近在咫尺地见到这些名人，让很多普通人感受到一种平起平坐的兴奋。
　　上岛之后不久是农历春节，王建平是在人民广场度过的。很多无家无口的人聚集在一起，点上篝火，找个破盆当锣鼓敲，大家一起跳舞，唱歌，喝啤酒。
　　那些年去海南的，很多人都是像王建平一样——有一点追求，也有一点怀才不遇。
　　1992年上岛的康慨，也是因不满分配从内蒙古远赴海南。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走得越远越好。到海口后，他发觉很多人的想法和他一样，或是婚姻不如意，或是事业不顺心。这些内陆社会秩序中的“失败者”，希望在这个天涯海角洗刷过去，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
无规矩无方圆
　　当时《海南开发报》正在招人。王建平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前去应聘。现场人很多，围了好几层。王建平挤进去，说自己从深圳过来，应聘美编。深圳这个比海南早8年成为特区的地方，足以唬人。本来连头都不抬的招聘者马上很认真地看了看他，一看这人西装革履，说话间轻松自信，就说，那你试试吧，明天早上前搞个设计给我看看。
　　王建平所住的招待所晚上8点后就没电。他托人找关系在《海南日报》借了间屋子，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把设计稿交过去。对方觉得还行，让他留下来。
　　此时的王建平，根本不知道怎么排版和画版，他赶紧上街买了一些报纸研究，又跑到《海南日报》印刷厂，找美编请教。
　　通过“现学现卖”，王建平顺利地在报社立了足。回忆起这段经历，王建平至今觉得如同做梦。那是一段没有“成规”的职业生涯。刚刚成立的海南省把原来的格局都打散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按部就班的、有序进行的地方。
　　当时《海南开发报》的报头，被王建平“创意”了好几次：最开始是像所有传统报纸一样，横着搁在最上面。后来大家希望新颖点，王建平就弄了个竖报头。再被要求创新时，王建平把报头搁在整张报纸的中间。横、竖、中间都试过了，老总要求再创新。怎么办？王建平把报头搁在了报纸的最下面。结果第二天报纸印出来，报头被叠在里面，拿在手里不知道是什么报纸。王建平以为闯祸了，没想到大家反而觉得耳目一新。
　　康慨在海口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刚刚筹办的报社。二十多个编辑、记者没有一个会画版，康慨自告奋勇接了这活儿，画了半个月之后就成了编辑部主任。
　　康慨所在报社的编辑和记者，之前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干部，有的是大夫。他们的首席摄影记者，原是湖北一个县公安局专门拍现场尸体照片的，同事们老笑他拍的名人照片看着都像死人。
　　那时报社的编辑、记者都在拉广告。当时海南的广告容易拉，回扣高。康慨没拉过广告，但却因替一个朋友所在的银行办事处做广告，一晚上的工夫挣了1万块。他以为这样的活儿以后会源源不断，但事实却越来越少。一个朋友告诉康慨，在海南，1992年走在大街上都能捡到钱，但到1993年年底，走在大街上抢都抢不到钱。康慨说他赶上了“光明的尾巴”。
　　像王建平和康慨这样一上岛就找到工作的人算是幸运的，更多的人，怀着一腔热情，却发现没有舞台。当时海南的工作机会少，很多内地人来这里开窗口公司，只是注册、圈地，并没有业务，更没有用人需求。
　　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为了生存，什么都干。在内地单一的环境中养成的封闭思维突然之间放开了。有人花几百块买个算命仪，在街头替人算命；有人买一本象棋书，在街头摆棋摊；还有一些老乡在路上认识后，一拍即合，一起摆摊卖饺子。
做回了自己
　　王建平在海南的发展之路很顺利。他在《海南开发报》干了几个月后，去了《海南日报》广告部。1995年辞职下海，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运营至今。
　　康慨在那家报社干了一年之后辞职，去了一个剧组做场记。后来他自己开了家很小的影视公司。
　　此时“光明的尾巴”已经过去。康慨那段日子的生活场景经常是这样的：晚上朋友过来打牌，打到凌晨去吃消夜，一群人喝酒神聊到四五点，然后酒后驾车回家。一心想成为诗人的他开始写诗到天亮。睡上一两小时后，第二天一早强迫自己出门，找人谈项目，谈让自己的公司能生存下去的项目。康慨的公司当时有一辆汽车，一辆摩托车，接人的时候用汽车，自用时则开摩托车，省油。
　　在海南的最后一年，康慨什么项目都谈过：倒卖钢材，筹备在一个县城里办菜场等。他写了大量的可行性报告，项目分析书，每天跟各种各样的人喝早茶，最后都没有任何结果。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 “空手套白狼”，出门一天可以碰到十个老总，但这十个老总皮包里一分钱都没有，大家都在空谈。
　　从1993年到1996年，海南几乎空了。除了政府机关和开出租的之外，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回去了。1992年刚上岛的时候，康慨经常去机场接人，他的朋友、同学陆续从大陆赶来，但到了1996年，他每周都要吃一顿告别宴，也经常去机场送人。
　　康慨觉得这个岛快死掉了，很萧条。从政府到民间，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他也决定离开海口北上。
　　现在的康慨，在北京一家媒体任职。他是用一种美好的感觉去回忆当年的混乱，这混乱是一份经历，也很难得。更何况那些日子让他收获了一段美满的婚姻，带给他一个同样爱诗的女儿。
　　现在的康慨，很安静，回避一切和投资、商业有关的事情，几乎不怎么出门——他把家安置在北京郊区，每周大概进城一次，其余的时间都在家读书。在回答“是海南的经历改变了他，还是他做回了自己”这个问题时，康慨沉吟片刻，说他是做回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