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闪
　　比较优势定理是被神化了的经济学定律，是经济学家在“事后”总结出来的规律，依我看，就是一个永远不会错的马后炮。
　　从市场的经验看，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敢说他在创业之始就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最后才成功的。因为世界是不完美的，而且总是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市场上的成功，都有赌对风险的因素在里面，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可能是成千上万个失败的企业家。事后看，当然可以说，这个最终赢取市场胜利的企业家发挥了相对于他对其他企业家的优势，但是在所有这些企业家进入市场竞争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结论的。
　　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当事后诸葛亮，说柳传志的成功是发挥了做电脑的比较优势，国家总理的成功是发挥了做政治家的比较优势，可是对于当事人的事前选择来说，这样的定理毫无意义。
　　同样，对于一个国家，在它选择如何发展时，也没法借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说中国人在开始改革阶段只能靠最低级的出卖廉价劳动力来获利，显然低估了中国人的经商禀赋。要知道，即使是在清朝这样一个中国劳动力更低廉的时代，中国人也能把钱庄、票号这样的“高端”产业开到全世界。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也不是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采取了重视劳动力不重视智力的发展政策。印度就是一个例子，它有非常高端的软件行业。中国人在三十年的改革里，虽然仗着人多，把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卖到全世界，但是在基础学科、高技术的行业里却很落后，这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治国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最聪明的一部分中国人都在往美国集中，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慢慢回流，如果国家领导人不接受“后发国家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来优先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人才流失是可以减缓的。
　　另外，说计划经济是赶超战略内生而出的，则纯属妄言。首先，即使中国现在在搞市场建设，也依然有赶超的 “野心”，每年的全世界GDP排名就是一个例证。所谓后发优势，那也是前头有一些先发国家在等着。这都是比较，都是要赶超的目标。林毅夫现任世行副行长，只要仔细考察其他国家，比如非洲或者拉美，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赶超，甚至中国都是他们赶超的对象，可是也没见这些国家就都开始搞计划经济了。其次，中国以前搞的也不是计划经济，这一点秦晖早有分析，我们搞的其实是“命令经济”，与苏联式计划经济有很大不同。计划经济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人才，通过很复杂的计算才能完成，中国五十年代后的经济发展策略，完全在决策者的感性支配下运作，本质上，是一套军事动员体制，这套动员体制可以让政府掌握所有的资源，同时杜绝任何不同做法。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的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政府指导出来的，更不是事后怎么说怎么有理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出来的，而是被民间一步一步“逼”出来的，这方面周其仁说的最明白。他说，中国的改革能发生，根本原因是由“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这一条道理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制度不对，人们可以选择不出力、不动脑筋，而且，人们要过好日子的欲望会让他们选择一切机会来发展，即使是只能出卖劳动力或者甚至卖血。即使是这样艰难的开始，由于中国人的坚韧与生命力，整个中国的改革局面也慢慢展开了。这个过程和比较优势毫无关系。
　　中国在经济改革后为什么率先表现得好的是一些低端的产业，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根本不允许民间进入一些比较重要的行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成就，数数看，有几个不是民间用了很大代价杀出来的？这一切也与比较优势理论没有关系。这个理论，忽略并抹杀了中国人在推动制度改变上的艰难代价，而将经济改革的成功归结于一个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这种论述不是客观和负责任的。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2008年6月2日37版《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