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市场上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正被两大问题困扰——次贷危机一波未平，“两房”（房地美与房利美）危机又起。这样的金融体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如何看待它？如何分析它？以及从这些分析中可以总结什么样的教训？
　　次贷危机的解决方案令人深感奇怪，如果承认次贷危机是由于政府失效造成的，那么结论就应该非常清楚——在对付次贷危机的过程中应该是逐渐缩小美联储的职责，而不是扩大其职责。但实际发生的是，鲍尔森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在一步一步地扩大美联储的职责。这是在相反的道路上走。
　　弗里德曼不相信美联储可以根据美国经济的情况随时调节经济，能够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他认为，如果不认为这几个聪明大脑比市场更加高明，为什么要委托他们来掌握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
　　如此再回过头去看，货币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有道理的，你再聪明你也算不过市场，你再有经验你也无法预知次贷危机的爆发。
　　市场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预料。如果认为人再聪明也无法预知市场未来的运行，那么最好的政策就是守拙。算不过市场则不算，就按照固定的比例增加货币供应，即我们中国人讲的无为无不为。
　　所以，次贷危机固然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的问题，但主要是由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造成了流动性的过剩。至于监管方面的失职，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
　　通过看美国金融中出现的问题来思考一下中国，中国的金融开放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首先，要把金融当成商业来看待，要把金融机构当成一个商业机构来看待，不要将政府的社会目标乃至政治目标加到金融机构身上，应让金融机构有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去追求其利润最大化。不必担心金融风险，需要担心的是在政府隐性担保下金融机构过度冒险，就像“两房”那样。“两房”由于有政府的担保，所以他知道冒险没关系，知道出了事有人兜底，现在要把这个底给撤掉。之后，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受到制约，自然会思考破产意味着什么。现在把这两个机构发展得这么大，大家都知道他们不可能破产。就像家里娇惯的孩子一样，知道父母不可能给自己严厉的惩罚，于是就跳到桌子上、跳到床上去……金融机构是同样的，因此，应该把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分开。
　　“两房”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非但没有总结教训，反而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为次贷无法偿付的借案人降低压力。这样的动机和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这些人本来就没有购房能力，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抵押贷款，不足以支持他们去拥有房屋。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然政治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或者说心里明白不能说出来，因为说出来意味着丢选票。
　　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混合，最后的结果是社会目标顾不了，经济目标也顾不了。在货币政策方面，同样要把稳定金融体系和对经济进行调节分开。要实现这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市场是最好的机制。政府的干预往往破坏市场机制，破坏这种平衡，使得金融机构错误的评估了风险，往往都是错误地低估了风险，所以才产生这些问题。
　　现在我国金融改革停滞不前，是因为金融业的过度管制阻碍了创新，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在市场上根据自己的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来决定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他们的创新要监管当局审批，我相信从监管当局批下来的不是真正的创新，我们的金融创新是在市场当中的，金融学中的一个基本定理即为：当风险降到零的时候收益也降到零。
　　所以中国的金融市场上要形成一种创新的局面，管制要放开、要放松，要让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在市场上不仅自己面对风险，而且自己面对收益。监管当局不需要为企业计算风险和收益，因为监管当局的出发点是要把风险控制到零，当把风险控制到零的时候创新就没有了，任何创新都是要冒风险的。所以我们呼吁放松管制，在监管方面要给金融机构留出更大的创新空间。
　　金融风险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上都必须面对的，零风险的世界不存在，如果风险等于零、收益也变成零，金融就失去它的意义了。金融业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配置风险，市场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配置风险，并且给承担风险的人合理的回报，这就是市场功能。而控制金融风险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是越严监管风险就越低，不是这样的，控制风险防止金融危机最根本的保障，是金融机构自己能够识别风险，自己能够在市场上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本专题由程志云、赵红梅、段寅燕、胡蓉萍根据演讲材料整理，有删节。图片来源:本报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