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yi-zhongtian@163.com
孔子是“封建主义”墨子是“社会主义”
问：孔子提出他的“救市方案”以后，墨子就来唱反调，是这样吗？
答：是的。墨子是先秦诸子批儒第一人。而且，正如李零先生所说，他是存心抬杠，处处跟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尽管他们两个都是不成功的。
问：墨子知道自己不成功吗？
答：知道呀！有一次，墨子跟一个儒家之徒辩论，这个儒家之徒叫巫马子。巫马子说，先生兼爱天下，也没见有什么好处。我不兼爱，也没有什么坏处。功皆未至，也就是你我都不成功，为什么非得说你就正确我就错误？可见墨子也是知道自己并不成功的。
问：那墨子怎么解释？
答：墨子问巫马子，比如现在有人放火。一个人捧着水来救火，另一个人举着火来助阵，都没有成功 （功皆未至），你赞成谁？巫马子说，当然赞成捧水的。墨子说，所以我认为我正确，你们不正确。这就说明两点，第一，在墨家看来，儒家的那一套不但救不了社会，而且简直就是放火。第二，儒墨两家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道”不同。孔子是“封建主义”，墨子是“社会主义”。当然，这两个词，要打引号。准确的意思，是孔子维护封建制度，主张回到西周；墨子关注社会状态，主张进行改良。他们两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问：怎么不一样？
答：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这些问题，孔子考虑得很多。如果有统治者来问，他就会耐心而明确地给出答案。比如鲁哀公问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鲁定公问“君臣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还有齐景公、季康子等人问“如何执政”，孔子便都有回答。
问：这么说，孔子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或者“御用思想家”？
答：大错特错！孔子是有着独立立场和独立思想的“民间思想家”。所以，他在回答统治者问题的时候，并不看对方的脸色，有时候话还说得很难听。比如季康子“患盗”，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减少盗贼、维持治安。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那么贪婪，就算你奖励盗窃抢劫，也没人干。请问，这是“御用文人”吗？又比如子路问“应该怎样为君主服务”，孔子回答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顶撞他。请问，这是“御用思想家”吗？
问：这就听不懂了。你说孔子是“民间思想家”，又说他的立场是统治阶级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一点都不矛盾。你别忘了，孔子自己是贵族，因此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这个贵族，第一，是最低一等的，是“士”。虽然也当过大夫，却只有俸禄，没有领地，与那些俨然“国中之国”、君临一方的大夫（比如季康子）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他当大夫，实际执政时间很短，大多数时候其实“在野”，只不过有个大夫的身份、头衔和待遇而已，并非“统治者”。也就是说，他是“统治阶级”当中的“非统治者”。作为“其中一员”，他为统治阶级思考问题，并不奇怪。同样，作为“非统治者”，他站在民间立场思考问题，也不奇怪。实际上，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思考都是独立的，与阶级立场无关。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立场有倾向，思考须独立”。
问：如此说来，孔子是“作为民间思想家为统治阶级独立地思考问题”？
答：非常准确。所以，孔子的“道”，必定是“封建主义”。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是由“西周封建”而产生的贵族，天子、诸侯、大夫、士。孔子代表的，就是这些人的利益。
问：墨子呢？
答：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的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这十大主张，包括四个方面，即作为“伦理思想”的兼爱，作为“政治思想”的尚贤、尚同、非攻，作为“经济思想”的节用、节葬、非乐，作为“宗教思想”的天志、明鬼、非命。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问：你说墨子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有证据吗？
答：有啊！比方说，墨子是反对“大型综艺晚会”的，谓之“非乐”。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墨子说，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那些“大型综艺晚会”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既不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又不能实现天下大治，保证天下太平，反倒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就既耽误生产，又耽误治国，简直就是祸国殃民。墨子这个观点对不对，姑且不论。但他的立场，却是十分明确。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为“草根”说话的思想家。在他之前，没有人这么想问题。
问：墨子的立场既然是劳动人民的，他的主张也就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答：正是。
所谓“资产重组”其实是“弱肉强食”
问：那么，墨子又怎样用他的“社会主义”来“救市”呢？
答：这得从根本上说。这个 “根本”，就是当时的天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孔子的立场既然是贵族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当然认为问题出在封建秩序的崩溃，谓之“礼坏乐崩”。而且，孔子认为，这个问题与平民无关，是贵族阶级内部不守规矩，家臣、大夫、诸侯纷纷僭越，不把礼乐制度当回事，这才弄得天下大乱。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在贵族阶级内部进行治理整顿，由“正名”而“复礼”，恢复原来的、周公他们建立的秩序。也就是说，用“封建主义”来“救市”。
问：墨子呢？
答：墨子完全不能同意。在墨子看来，问题并非出在封建秩序的崩溃。恰恰相反，事情坏就坏在周公、孔子他们那个秩序，是这个秩序要不得。这是墨子了不起的地方。
问：此话怎讲？
答：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家都看到了“乱”，也都清楚这个“乱”是因为“资产重组”，却没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孔子认为是做臣子、当下级的没有爱心，不爱君父和上级，结果弄得分公司比总公司强，子公司比分公司大，子公司里面，白领又专了老板的政。所以孔子把当时的“天下大乱”，定位为“犯上作乱”。但是这样说，有一个逻辑问题。我们要问，天下这个“总公司”下面，是分公司多还是子公司多？子公司里面，是白领多还是老板多？不用数大家也明白。普天之下，分公司（国）只有几十个，子公司（家）就成百上千，白领（家臣）恐怕就成千上万了。如果问题出在“犯上作乱”，岂不意味着成千上万个白领，个个都比老板牛；成百上千个子公司，家家都比分公司大？请问这可能吗？
问：当然不可能。
答：所以“犯上作乱”决不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即便是原因，也只是表面原因。
问：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弱肉强食。事实上，孔子只看到某些诸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某些大夫不把诸侯放在眼里，某些家臣又不把大夫放在眼里，却没有分析一下，究竟是哪些诸侯、大夫、家臣能够这样。墨子却看得很清楚，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诸侯、大夫、家臣才行。诸侯实力雄厚，就可以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大夫实力雄厚，就可以不把诸侯放在眼里；家臣实力雄厚，则可以不把大夫放在眼里。说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枪杆子和钱袋子。
问：问题是这些诸侯、大夫、家臣又怎么会比他们的上级或者老板更有实力呢？
答：巧取豪夺，吃出来的。打比方说，按照周公的设计，天子好比是龙，诸侯好比大鱼，大夫好比小鱼，家臣好比虾米。“正常”的秩序，应该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大鱼、小鱼、虾米“和谐共存”。就算要吃，也没有虾米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然而从孔子那时开始，甚至在孔子之前，虾米就已经居然吃起小鱼来，小鱼也已经居然吃起大鱼来了。这就只有一种可能，即那些虾米和小鱼，先吃了别的更小的虾米，别的更小的小鱼。等到大虾米吃了很多小虾米，吃得比小鱼还大，它就开始吃小鱼了。某些小鱼能够吃大鱼，某些大鱼能够叫板龙王爷，也是同样的原因。所以，表面上看是“犯上作乱”，实际上却是“弱肉强食”。这就是当时所谓“资产重组”的本质。
问：这就是墨子看出的问题？
答：正是。因此墨子把当时社会的问题，总结为十五个字。
问：哪十五个字？
答：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具体地说，就是强势的威胁弱势的，人多的压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负贫困的，高贵的傲视卑贱的，聪明的欺骗迟钝的。说到底，还是弱肉强食。
问：这与周公创立、孔子维护的“封建秩序”又有什么关系呢？
答：因为那玩意是总根子，是罪魁祸首。我们要问，封建制度是什么制度？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是什么秩序？等级秩序。在封建制度下，政治实体分三等，天下、国、家。人也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当中，又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诸侯当中，又分五等，公侯伯子男。此外，还有男人与女人不平等，嫡子与庶子不平等，长子与次子不平等，君子与小人不平等。总之，天上日月星，人分三六九。不平等，在周公和孔子那里，居然成了天经地义。这在墨子看来，就太不像话。
问：墨子是主张平等的？
答：是。墨子认为，人与人天生平等，应该平等，必须平等。现在天下之所以大乱，世道之所以不太平，就因为之前的制度不平等。比方说，儒家那个“封建秩序”规定，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这不就等于公开宣布可以“贵傲贱”吗？高贵的可以傲视卑贱的，则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诈欺愚，不也都顺理成章？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正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只不过，周公他们没有料到，某些大虾米吃了很多小虾米以后，就会去吃小鱼；或者某些大鱼吃够了小鱼以后，就会叫板龙王爷。这可真是“自作自受”。
问：所以儒家那一套，不但救不了市，反倒是放火？
答：太对了！这正是墨子的意思。而且在墨子看来，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墨子看来，当时的社会完全
没有公平和正义
问：除了人格不平等，当时的社会还有什么问题？
答：分配不公平。墨子说，在当时的制度下，有些人毫无贡献，却荣华富贵；另外一些人，而且是许多人，辛辛苦苦，劳碌一生，却缺衣少食。前一种情况，墨子称之为“无故富贵”。后一种情况，墨子没有定义，恐怕就只能叫“无故贫贱”了。
问：这么说，墨子也承认富贵贫贱的差异？
答：承认。毕竟，“平等”不是“平均”。既然是“社会分配”，就总会有多有少，有得有失，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墨子还认为，希望富贵，不愿贫贱，也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富贵也好，贫贱也好，都得“合理”。该富贵就富贵；该贫贱就贫贱。不能“无故贫贱”，也不能“无故富贵”。
问：无故又如何能富贵？
答：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吃祖宗饭”，一种是“夺他人食”。比方说，出生在王公大人家里，生下来就有可以世袭的爵位和领地，不用对社会做任何贡献，也能荣华富贵，这就是“吃祖宗饭”。又比方说，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比如盗窃、抢劫、诈骗、战争），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夺他人食”。实际上，“吃祖宗饭”也是“夺他人食”。因为再伟大的祖宗，也不可能靠个人的劳动创造极大的财富，让子子孙孙受用无穷。这些子孙们享用的，仍然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吃祖宗饭”是剥削，“夺他人食”是掠夺。剥削者和掠夺者“无故富贵”，被剥削者和被劳动者就只能“无故贫贱”，这当然不公平。
更可气的是，面对这种明显的“分配不公”，社会舆论却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跑到别人家的果园里面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不与其劳获其实”，是不劳而获，损人利己，该不该罚？
问：该。如果是偷鸡摸狗，罚得又要比偷桃子、李子更重，对不对？
答：当然！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嘛！
问：杀人呢？
答：该判死罪。由此可见，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请问，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发动掠夺战争，明火执仗地“夺他人食”，把别国的土地、人民、财产都据为己有呢？又该多少重罪？
问：多少重罪？
答：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从而誉之谓之义”，说他们是好汉，说他们是义举，说他们是民族英雄，这岂非咄咄怪事？
问：确实是怪事。
答：怪事还多得很。墨子说，现在的诸侯们，侵略别人的国家 （攻其邻国），屠杀别国的人民（杀其民人），掠夺人家的财产 （取其牛马、粟米、货财），还要写在书本上，刻在石头上，铸在青铜礼器上，向自己的子孙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邻居的人，抢邻居的猪呀狗呀，粮食呀，衣服呀，然后也记录在他们家的本子上、器皿上，向自己的后代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问：显然不行。
答：同样的事情，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公贵族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平民百姓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问：确实没有这样的道理，双重标准嘛！
答：所以就连听了墨子这番话的鲁阳文君，也感慨地说，看来所有人都认为对的，也未必就一定正确（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明显的不公平，却被认为是公平合理；这种明显的非正义，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
问：这又说明什么呢？
答：恐怕只能说明，当时那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和正义！这便正是让墨子痛心疾首的地方，也正是墨子要着力改正的事情。
问：公平与正义，就是墨家学说的主题？
答：正是。前面说过，在墨子看来，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天下大乱”，需要“救市”，直接的原因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弱肉强食”。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没有公平与正义。其具体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人格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因此，“救市”的方案，就应该从人际关系和分配办法入手，建立公平正义的新秩序，建设公平正义的新社会。墨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市”；也只有这样，才是“救市”。
问：那么，墨子的“社会主义”又是怎样的？
答：我们下次再聊。
（下期内容：墨子的“国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