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兵
　　一个拨浪鼓，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行头简单，箩筐里却很丰富：鞋垫、袜子、指甲刀、掏耳勺、暖瓶木塞……扁担的两头还挂着各类小包，整个儿一小杂货店。这是重庆街头一个典型的“小货郎”形象。
　　重庆是座山城，推着小货车游走街头显然是件吃力的事情，但挑着货物走街串巷，则轻松多了。在重庆，“棒棒”几乎是男人的营生，而“小货郎”中女人却占了小半。来自重庆合川区农村的42岁农妇黄秀芳就是 “小货郎”队伍中的一员。黄秀芳说，“上有老下有小”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出门，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一天大概要走八九条街巷。一个月下来，能赚个七八百块钱。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女人来说，这个收入已经让她很是满足。
　　火锅、美女、棒棒，被称为重庆“三景”。这两年来，“小货郎”已经成为重庆的“第四景”。
从“猫捉老鼠”到和平共处
　　一直以来，城管执法人员与游摊之间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游戏。重庆市一位城管执法人员说，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不管，任由他们占道经营，市民会投诉；管了吧，难免发生冲突，人们又会说我们执法粗鲁，城管形象大损。”
　　不过，现在在重庆，城管执法人员与游摊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以前看见城管执法人员，我们通常都是撒腿就跑，有时候东西给人家了，钱还没来得及收，也顾不上了，就得赶紧跑。”黄秀芳说。
　　被城管执法人员抓住，货物被收走，需要拿钱赎回。“一般是50元起步，很多时候都是100块钱。”黄秀芳说自己就曾被抓过好几次，一旦被抓，这一天基本就算白瞎了。不过第二天，这样的“游摊”生活仍将继续，因为没文化、没技术，“只能靠这个为生”。
　　大多数时间，黄秀芳们都是挑着货物游走在大街小巷，但是，在人流高峰时期，比如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们也会选择一些聚点摆摊歇脚，然后再继续游走。因为在主次干道上城管依然管得很严，这样的聚点通常就选在了主次干道上的过街天桥。
　　黄秀芳走到希尔顿酒店前面的人行天桥上时，停下来歇脚。一位摆摊的中年男子热情地向黄秀芳打招呼。“都是些熟脸，只是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黄秀芳不像别的“小货郎”那样经常聊天。
　　中年男子叫林刚，重庆郊区农村的农民，今天38岁，和老婆在重庆靠卖粽子和糍粑为生。与黄秀芳相比，林刚很善言辞，更像是一个生意人。“我们都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累了就摆摊歇歇，歇脚的地方也不固定，明天你来这儿，就看不到我了。”
　　林刚下午才出门。上午在家与老婆包粽子和做糍粑，并把货物送给超市。他们为五六家超市供货，这也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一个月纯收入能有4500元左右。”林刚一脸高兴的神情。
　　但林刚并没有租个门脸开店的想法，那样成本还是太高。林刚说，除了店面租金，工商管理费、卫生费和税收都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是很多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农民选择干 “游摊”的重要原因。
　　在黄秀芳来之前，这个天桥上已经聚集了六七个歇脚的 “小货郎”，卖衣服的、卖簸箕的、卖年糕的、卖杂志的等等都有。他们开心地聊着天，不时地吆喝着自己的商品，已没了往日一只眼睛盯顾客、一只眼睛观察是否有城管的紧张。
转身：开放小巷+整顿城管
　　改变源于两个事件的发生。一是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 （简称市政管委会）2006年年底出台了 《关于在背街小巷设置临时摊区的意见》，2007年开始，背街小巷适当向游摊开放；二是2008年“7·30”事件发生之后，重庆市对城管队伍进行了整顿，试图重塑形象，执法开始柔性化。
　　开放背街小巷，既是重庆市直辖十周年庆典的形势需求，也是当年重庆市 “4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因为就业是移民的迫切问题。“开放背街小巷规范游摊”的建议，甚至荣获重庆市“2006年度人民建议奖”。
　　这个转变来之不易。2004年8月17日，一位14岁的卖花女在重庆市三峡广场卖花，被城管抓住后先是灌水，再惨遭毒打。当时，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怒斥道：“这些人简直连一点人性都没有！”此时开始有了开放背街小巷的呼声。
　　2006年年底，重庆市市政管委会在对各区街道、居民和占道经营者进行问卷调查和意见征询的基础上，开始考虑将背街小巷适当开放，对游摊进行规范。2007年3月，重庆市开放部分背街小巷，当年主城区规划出443个摊区，设置11169个摊点。
　　不过，这些摊点对于数量庞大的重庆游摊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虽然申请路边摊点的门槛很低，市民带上有关证件就可自行到设有摊区的街道申请，但来自农村的黄秀芳和林刚却没有机会，因为城市下岗失业者、待业者和残疾人优先办理，优先选摊位。
　　另一场悲剧的发生，意外地拓宽了这些游摊们的生存空间。
　　2008年7月30日中午，就在离林刚摆摊的天桥不远处的大田湾体育场边，三名城管执法人员（后证实是城管协管，即所谓的临时工）将占道经营的摊贩刘建平活活打死。这是继湖北天门城管打死拍照男子事件之后，又一起轰动全国的城管暴力执法致人死亡案。
　　重庆的大多数城管协管未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保险，日晒雨淋经常加班，月收入不超过700元。这样收入低下而缺乏保障的工作，容易让他们在遇事时滋生“就算脱衣服走人，这口气我也一定要争回来”的冲动。
　　据重庆市市政管委会副主任陈泯介绍，“7·30”事件之后，市政府出台218号令，确定了城管人员必须是公务人员，不能是临时聘用人员。城管人员必须经过普通基础法律知识和市政执法专业法律法规的考试，还必须经过两年一次的轮训，主要是文明执法、执法技巧、执法程序等方面的培训。一些区政府还为本区内的聘用城管缴纳了社保。
　　此后，城管临时聘用人员遇到游摊时不再开罚单、收东西，只劝说开导。有一段时间，这让黄秀芳们有些不适应。黄秀芳说自己有好几次在背街小巷里卖东西，城管车辆从她身边经过，不管不问，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叫她收东西走人。
“堵与疏”的智慧
　　一部分生活贫困的人需要靠摆摊来维持生计，另一部分市民则希望他们生活的环境更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怎么协调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需求？重庆市市政管委会主任郭汝齐说，他们扮演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角色，并小心翼翼地掌握着平衡。
　　陈泯说，对于开放的背街小巷，实行“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让摊主与居委会之间达成协议，同意权和否决权掌握在居委会和老百姓手里，从而让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可，有效地减少和杜绝城管执法人员与摊主之间的矛盾。
　　陈泯称，他们也会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临时的皮鞋摊、早餐摊，则采取宽容、灵活的方式处理：早上高峰时期提供方便，车站附近容许他们临时摆放一下，但早餐时间过后要求马上收掉。
　　将游摊集中到一个摊区进行经营也是一种方式。这在重庆被称为 “招安”——将“游击队”转编为“正规军”。在2007年3月份开始开放的这些摊点中，摊主一年内免收占道经营费，工商部门也免收工商管理费，月营业额在3000元以内的还免收税费。
　　不过，商贩是需要人气的，背街小巷的生意显然要差得多些。“那些背街地方不会有什么人来买东西的，还不如挑着东西走街串巷。”林刚对在背街小巷设置固定摊区的做法并不是很赞同。
　　于是，重庆临时摊贩人性化实验有了另一层内容，即除了政府设置的临时摊区外，善待那些走街串巷的游摊们。只要不是在主次干道摆摊，都是可以不禁止的。
　　“如果只让他们在最偏僻的背街上摆摊，他们挣不到钱，还是会把摊位摆到主干道上来。”渝北区市政综合行政执法局双龙湖大队大队长童立智说。这位大队长要求自己的队员和摊贩“交朋友”，他自己还专门建立了一份“小摊小贩档案”。
　　2008年10月份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沿海工作的农民工陆续返乡，部分本地企业大量裁员，导致重庆市主次干道的占道经营、摆摊设点人员有所增加。有数据显示，到11月份，一个月之内，游摊人数增加了近两成。
　　随着背街小巷的有限开禁，游摊逐渐增加，也给城管工作带来了压力。重庆某区市政局的一份内部文件称：“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加大，下岗失业人员可能会进一步增多，城管执法的对抗性会进一步加大。”
　　据说按照“有关规定”，特大城市应该按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总和的万分之八来配备城管执法人员。目前，重庆主城城管执法人员1700人，远低于万分之八的比例。而这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临时性的城管协管员，自 “7·30事件”之后，他们不再享有执法权。
　　尽管压力很大，但重庆市市政委主任郭汝齐始终相信，城市应该是具有包容性的，民生应大于市容。“市政管理部门既要考虑绝大部分市民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大量进城务工农民的利益，给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郭汝齐说。
　　（特约记者谢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