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杰
　　当5吨电炉的最后一炉钢水被浇注成了一块刻有“铁西NHI北方重工”的标志性铸件后，炉火缓缓熄灭；等待这座50岁电炉的，将是被拆除的命运。而在同一冶炼车间，年过60岁的2号平炉却被保留了下来，原因是这个老掉牙的平炉曾于1949年10月31日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钢水，号称“中国第一炉”。
　　历史总是由一个或者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所标识，上述发生在2009年5月18日的这一幕亦然。
　　赶上“5·18”（世界博物馆日）这个特殊日子，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沈阳重型机械公司开始了其浩大的搬迁工程。在电视直播和纸媒记者的共同见证下，72岁的老沈重在自己的出生故地炼完了最后一炉钢，从此搬到沈阳城外的新厂区开始新生活；而这个老厂区的未来，将变身为一个3万平方米的城市休闲广场，几间老厂房和“中国第一炉”将被铁西工业博物馆就地保留，与“铁西NHI北方重工”的铸件一道构成这个广场曾经的工业文化背影。
　　作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沈重所在的沈阳市铁西区北部曾是中国计划经济工业集成化的典范，辉煌时期，这块全球工厂密度最大、容积率最高的土地上除了不生产舰船、不总装飞机以外，装备制造业所涉品种几乎无所不包。
　　2002年，陷入低谷逾十年的铁西区开始搬迁老旧工业企业，至今除东北制药、沈阳化工、炼焦煤气等少数企业尚未搬迁外，已有239家企业搬离铁西。这些工厂腾出来的土地，已经变成了熙攘热闹的居民住宅区和以物流、汽车、金融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区。
　　作为探索者和示范者，沈阳铁西区“新生”的故事在东北几乎所有的工业城市中不断上演，工业的气味正迅速从这些城市的中心区消失。然而，在这些城市的远郊，更多数量、更大规模的工业区已经建成。
　　工业，这个东北近80年来最为显著的标签，已经渗入这块土地的血脉。
工业化的“殖民地”
　　把中国东北从原始的农耕、游牧文明直接推入现代工业文明的第一个嵌入者，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此前，沙俄也在东北建设了少许的工业项目）。20世纪初，东北之所以为日本侵略者所青睐，除了区域内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诱惑，还有紧邻苏联的战略要地的位置。
　　正是垂涎丰富的资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时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日本侵略者一面对东北人民施行殖民化统治，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
　　事实上，在日寇的苦心经营下，早在20世纪30年代，东北区的重化工业就已基本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当时东北亚最先进的工业基地。仅在辽宁一省，日寇就建成了众多现存工厂的前身，这其中包括冶金工业的鞍钢、本钢、沈阳冶炼厂和葫芦岛锌厂等。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据专家估计，当时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之上，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纵深腹地。
　　194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东北地区煤产量为2532万吨，占全国产煤量的49.5%；发电量107万千瓦，占全国发电量的78.2%；生铁171万吨，钢49万吨，占全国产量的87.7%和93%；水泥150万吨，占全国水泥产量的66%；铁路1.4万公里，是全国铁路总长的一半。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明确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设计路线前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全境后，随即宣布所有日资产业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由苏军全面接收。他们责令日本战俘把东北工厂中几乎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拆卸下来，装箱，然后分水路、陆路运往苏联。
　　史料记载，鞍山钢厂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以及日俘近8000名，经过40多天才拆运完毕，彻底毁掉了这座当时东北最大的工厂；而从1945年8月28日进驻满洲三菱机器株式会社 （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前身），到次年3月8日撤出，苏军先后分六次运走该工厂九成以上的机器设备及材料，共160余火车皮，折合损失达560万美元，空荡荡的工厂随后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马厩。
　　有专家估计，由苏军拆运给东北带来的潜在损失总计高达20亿美元，中国的“工业摇篮”也因此遭到大规模毁坏。
　　“我们是在一片马粪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工厂的。”参与沈阳第一机床厂重建工作的陆春儒工程师说，那时候，厂里连一把钳子都没有。
工业是怎样炼成的
　　新政府成立以后，国家延续了毛泽东经略东北的思想，考虑到东北原有的工业基础和紧邻苏联的关系，许多重化工业建设项目都被安排在了东北。此后，东北一度成为占中国90%重化工业份额的工业基地。
　　1948年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而工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其实早在战时既已展开。同年末，沈阳机器厂一分厂 （即今沈阳机床一厂）开始组织恢复生产。尽管没有一台完整的加工设备，但工厂还是首先陆续召回解放战争期间被解雇的工人，建立组织机构，维修厂房，修复机器设备。
　　“工厂里没有工具、量具和器材，我们职工就把自己保存的拿出来献给工厂。”在日本工厂里完成技术学习的车工陆春儒说，是职工们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热情，有力的支持了工厂的快速复工。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了沈重恢复生产的工地上。“没有车辆，大家肩扛运送；缺少材料，就用土法制造。”时任沈重生产厂长的祝德义回忆说，当时654名职工在残破、艰苦的工厂里，仅用了3个月就修复了铸铁厂化铁炉、变压器和冷钢炉；8个月以后就恢复了2号平炉的生产。
　　1949年，沈阳机器厂一分厂被东北机械工业管理局确定为以车床生产为主的机床厂。同年6月，一分厂在其他分厂及九个私营工厂的协作下，以借来的车床为加工母机，装配成了四台6尺皮带车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国产工业车床；10月31日，沈重的2号平炉也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钢水。
　　从1948年到1952年，整个东北的工业都在迅速地恢复。然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中国不但缺少工业建设急需的资金，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工业领域中总共才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的设计人员不超过500人。如此单薄的经济和科技力量，根本无法满足新中国全面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的要求。严峻的现实让中央领导认识到，技术干部的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障碍”。中国从此开始把目光放到了工业强国——苏联老大哥的身上，并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确定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方针。
　　从1949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带回来的首批200余名苏联专家，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已超过3000人。1950-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达到600吨。
　　1956年，中国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实现。在“一五”期间，苏联总共援助了新中国150项（原计划为156项）建设项目，这其中就有57项落在了东北三省。尽管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撤回所有在华工作的专家，给中国的建设留下了众多困难和遗憾，但到1966年，彻底完成的150个项目与我国自主完成的1000余个限额以上的配套项目，已经帮助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骨架。
　　在这些项目中，工业基础扎实的东北三省占了大多数，特别是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更是全国工业布局中的重点城市。
　　在沈阳，国家将156个重点项目中的6个、694个限额以上项目中的26个放在这里；在长春，国家从1953年开始投入巨资，先后兴建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机车厂、长春拖拉机厂、东北光学仪器厂等一批国有大型重点企业；在哈尔滨，包括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和哈尔滨电机厂在内的“三大动力”闻名海内外；还有大庆油田，鞍钢、本钢等。
　　客观地说，是国家力量和苏联技术的共同嵌入，才让东北三省在 “一五”、“二五”的短时期内发展成为中国的重化工业基地；也正因为是国家投资建设，伴随着东北工业基地成长起来的都是国有企业，而国企体制，则成为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经济发展与改革一直面临的主要矛盾。
放不下的国企体制
　　东北三省的重化工业基地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 “共和国的长子”、“共和国的装备部”。直到今天，东北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中依然举足轻重：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重型卡车占1/2，造船占1/3，汽车占1/4，木材占1/2，钢产量占1/8……而这些占比数据的创造者，几乎都是国企。
　　1974年，从十年文革经济停滞中逐渐苏醒过来的东北，开始在原苏联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工业自主创新。这一年，沈阳机床一厂开始重新设计CA6140型新车床，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起来的技术主任陆春儒负责了这款产品的工艺设计。CA6140车床改型成功后，由于性能稳定，质量可靠，成为机床一厂的拳头产品，畅销全国。此后，沈阳机床一厂开始研制数控机床。
　　1976年，吉林化工也从煤化工开始向石油化工转型，筹建15万吨小乙烯项目。此时，从1963年即进入吉林化工设计院做设计工作的黄耿和，已开始担任项目负责人。6年后，吉化小乙烯投产。这一项目的成功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国内化工设计人员的技术实力，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惟一一个全部依靠自主力量设计、建造的乙烯项目。
　　1978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人均创造的GDP仅次于三大直辖市。经济恢复性增长的乐观数据，暂时掩盖了大国企下游产业链缺乏的增长隐忧。此后，南方沿海诸省逐步进入民营工业时代，尽管工厂规模小，但因为产品连接的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用，因此发展得很快，利润率也高。
　　1984年，积聚一定实力的南方民企开始蚕食东北国企的固有市场，加之管理不善，国企开始亏损。为减轻财政负担，国家把各大部委直属的央企下放给地方，史称“甩包袱”。此后，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不同：南方的改革主要是发展民营经济，北方的改革主要是搞国企改制。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分为两个十五年：从1978年到1993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价格闯关；此后的15年，主要任务变成了国企改制。
　　在价格闯关成功前，工业原材料施行定价双轨制。这一改革举措让数目众多的民营企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而作为国家定价的保护对象，东北国企事实上是价格双轨制的受益者。
　　然而，价格保护依然不能提振东北国企的竞争力，于是政府开始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搞改革。先是厂长负责制，1984年开始推广承包制，此后是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结果都欠佳。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的工业和经济总量的增长已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几个大区。
　　1988年到1992年，东北国企改制开始涉及到产权所有制等深层次问题，股份制改革一时风行，大国企金杯汽车、沈阳机床等成功上市就是这一改革成果的集中体现。
　　1993年以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充分显现，东北工业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此时，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变换成了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挨到了1998年，东北的大批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亏损面和亏损额居高不下，众多职工下岗失业，经济界所谓的“东北现象”就此形成。
　　新东北
　　2009年开始以来，辽宁省政府官方网站的点击访问者中，有20%来自美国，20%来自北京。这个显著的变化表明，当下东北地区发生的重大变化，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相关人士的广泛关注。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近日也在沈阳表示，德国很高兴看到辽宁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变化，希望与辽宁分享德国鲁尔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
　　自2003年以来，国家抓住了重化工业发展的景气周期，开始实施振兴东北战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又投入了近千亿元的资金，试图全面解决东北内生发展力量的问题。但这些资金在生产方面主要投给了既有的国企，包括大庆油田、一汽、鞍钢、中国石油等在内的中央企业，通过再投入，国有企业在东北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而很多地方国企，也借机重新成为央企的一分子，比如抚顺铝厂、辽宁华锦化工、本溪钢铁、沈阳鼓风机厂等。
　　上述千亿资金在补偿方面还投给了东北社保一部分，这一举措加快了东北剩余老国企改制和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东北各地还通过本文开头所述的搬迁改建，让老国企利用厂区土地变现的资金，解决企业多年来拖欠职工的各种内债以及部分银行债务。土地变现的资金量不可小觑，仅沈阳铁西区通过搬迁区内的239户企业，就获得了近200亿元的土地极差收入。
　　不过，千亿振兴资金的再投入，与东北的民企无关。事实上，正是这些民企接纳了东北国企改制造成的700多万的失业工人。
　　“振兴东北，光救国企不行，政府还应重视民营企业、民本经济的发展。”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广林指出，东北一贯以来具有的 “外生力量（央企）太强，内生力量（民企）仍弱”的特点，决定了东北的区域利益主体（中央）与区域主体（地方）之间既有的利益冲突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各级政府必须尽快转变工作心态，眼睛向内，重视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才能避免本轮重化工景气周期一过，东北重现“东北现象”。
　　尽管不乏瑕疵，但对于沉寂多年的东北来说，振兴战略仍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这其中的意义不仅有东北逐渐赶上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东北人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加深的失落、抱怨和沮丧的心态，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改变，的确在悄然发生。
　　重振雄风的东北国企已开始收购欧美的技术型企业，比如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
　　在东北地方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辽宁通过实施沿海“五点一线”战略，开始“面向大海”；吉林通过皓月、大成等龙头企业的带动，在黑土地上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的突破性进展；黑龙江则利用临近俄罗斯的地缘优势，外向型经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另一方面，尽管没有受到老国企得到那些大规模的具体扶助，民营企业的生机依然在东北大地上展现未来。在新一代的东北企业家中，既有东北大国企下游产业链的集大成者——忠旺铝材的刘忠田、实德塑材的徐明，也有中国商业地产的领跑者——万达地产的王健林、东方家园的张宏伟、人和商业的戴永革，还有胸怀世界的企业家——沈阳远大的康保华、锦程物流的李东军。这其中，刘忠田和戴永革，是目前中国首富的热门人选；而上述企业家背后依托的企业集团，都是百亿企业，这个规模，可与东北国企比肩。
　　东北在重拾活力，东北老“工业人”的下一代与父辈相比也拥有了更多元的生活。本文中几位受访者的儿女们，在职业安排和生活状态的选择上，也做出了不同于父辈们的改变：王广林在读大学的儿子，选择的是金融管理专业；黄耿和学冶金的儿子做了金属贸易商，女儿做了记者；陆春儒的女儿做了会计，而寄托他车床理想的儿子没有做车工，先到加拿大留学，后到美国从事核电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