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埃米尔·左拉决定为被冤屈的法国犹太军官振臂一呼；伯特兰·罗素成为了全世界最有名的和平主义者；阿尔贝·加缪甚至更深地卷入了法国社会的公众生活，他不知疲倦地做了数年的报纸社论撰写者，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几乎被所有人攻击；萨曼·拉什迪因为《午夜婴儿》被英迪拉·甘地宣布为不受印度欢迎的人，接下来更是因为《撒旦的诗篇》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达追杀令。伟大作家和公众事物之间的纠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新近添加的一桩是关于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的。
　　以“侮辱土耳其国格”为指控罪名，六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将这位作家告上法庭。他们不承认他是土耳其的文学骄傲，相反，他们认为作家是“卖国贼”——一个最容易被加在国家批评者身上的称号。为帕慕克惹来麻烦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有上百万亚美尼亚人失去生命等历史事件的公开言论。
　　尽管在世的作家中不乏著名的口无遮拦者，如V·S·奈保尔，但是为他们招惹来多大程度的麻烦，往往取决于他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的开放程度。成熟的社会和它的公众对不中听的言论有着更高的容忍度，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权利叫“言论自由”。这种权利和文明兼容，而且运行良好，但是却被不成熟的社会排斥，甚至能造成系统崩溃。
　　在自己的言论引发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弹之后，帕慕克亦没有屈服的意思，他在接受BBC的采访时又说，尽管1915年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的遭遇被整个国家视为禁忌，但是，“我们必须能够谈论过去”。内心深处的帕幕克并不是一个激烈的现实批判者，他并不以自己的社会批评著名，更无意将自己打扮成土耳其的良心，或者欧洲的良心。他和去世不久的苏珊·桑塔格不同，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桑塔格已经深深卷入了各种公众事件，无论是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美军士兵的虐囚事件还是对阿富汗的战争；他甚至也不像仍然在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哥伦比亚伟大作家同样以一个反独裁政权和反美国化的知识分子著称，对公众事件的参与程度要更深。
　　他无意于做一名政治人物。每个街角的小贩、学校的教师、工厂的工人、田间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出租车司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不幸的是，作为一名作家，尤其是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作家，他的言论总会被放大，“当我气愤并说出真相，或是当我对不公不满的时候，政治就会找上我。但从本质上说，本性上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多数情况下我是不小心趟进这浑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加重了他的言论的受关注度，并且因此也让他成为一个好的攻击目标。
　　我们想要探讨的是，一名作家究竟在言论上拥有怎样的权利，尤其是当这些言论涉及公众事物和政治议题时。如果将作家单纯视为一种职业的话，作家和小贩、教师、农民及出租车司机一样，同样可以持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去表达它。这种权利归根结底是属于每个人的。作家的唯一优势就在于，因为他的职业的特殊性，他距离文明更近，他更容易分辨出何为合理，何为荒诞，以及何为正义，何为不公。因此，毫不奇怪作家总是最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不公和荒诞冒犯的人。
　　在 “耶路撒冷奖”的受奖演说中，苏珊·桑塔格说：“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因此，当作家被社会冒犯时，他的职责也就在于勇敢地指出社会的荒诞和不公。帕慕克对那些尘封历史的再提及，也正是这种职责的表现。偏激的民族主义、对真相的掩埋和粉饰，以及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攻击，我们都已见得太多。所有作家理应的选择是站在帕慕克这一边——以文明的名义，同时也有责任鼓励更多的人在被这个社会冒犯时说出真相和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