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学界和公众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大概非吴敬琏莫属。这不仅因为他的观点、政策建议，还因为他的价值取向、社会关怀和人格力量。
　　吴敬琏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去希腊参加经济学国际会议，颇有“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听不懂国外经济学家的学术语言，这使他大受刺激。第二次出访是1979年6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法国。多亏同行中有杨绛，见多识广，语言功力高强，令吴敬琏大喜：“杨先生是我们的骄傲！”杨绛在对吴学昭谈往事时讲到过这中间的故事。
　　自从在干校和顾准结下忘年交，吴敬琏便开始广泛阅读东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史著作，对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做系统、认真的思索和探讨。二姐吴敬瑜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干校在河南信阳明港，经济所的干校在信阳息县。敬琏给姐姐写信说行动受到限制，想利用这段时间把英文捡起来。敬瑜便给他寄短篇小说看。从干校回京后，吴敬琏一度着迷于装晶体管收音机，一直装到8个管，甚至买了元器件打算装电视机，还打了好多家具。吴敬琏以一颗思考的头脑著名，人们有所不知，他还有一双干活的手。那时，他每天拿着电烙铁，吃饭时间也不停，夫人只好给他喂干馒头，常常噎着。夫人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她劝吴敬琏停止这些手艺活儿。终于，吴敬琏下决心全面学习补课了。他开始读英文版 《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卷本，每本500页，每天读50页，雷打不动。1978年秋，吴敬琏、董辅秖、荣敬本三人去二外补习了四个月英文。他还参加经济所经济数学补习班，请北师大数学系老师辅导微积分和线性代数。
　　“文革”结束时的吴敬琏已经有了一些思想积累和准备，很快就显露头角，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成为“拨乱反正”时期的“高产作家”。吴敬琏一家四口在北师大一间14平米的房子里已经住了10年。房间里有双人床，上下铺床，书桌、饭桌、书架、钢琴、柜子。家人上班上学时，吴敬琏在书桌上工作；晚上，孩子做作业，吴敬琏就把一个三合板的象棋盘铺在大床上，坐着小马扎，趴在床沿上写。
　　虽然已经很大程度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还是沿用几十年来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对于清除“左”的思想后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没有清晰的概念。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的来华讲学，令吴敬琏辈如沐春风，感到他们确实高明。追根寻源，是因为他们跟西方经济学界有更多接触，了解现代经济学，而国内经济学界被隔绝得太久。因此，出国学习的紧迫性愈发强了。
　　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项目去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是在1983年1月，这年他53岁。经历了最初的改革实践和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他带着很多问题而去：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吴敬琏在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与政策研究所（ISPS）做研究。主要合作者迈克·蒙蒂亚斯（J.M.Montias’s）是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开山鼻祖式人物。早期的比较经济学处于“主义”阶段，只描述几种典型经济体制的性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很大程度是比较政治制度。是迈克·蒙蒂亚斯和197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斯 （TjallingCharlesKoop－mans）最先提出了比较经济体制这门学问的基本框架。研究所里有来自各国的学者，有东欧的、韩国的、日本的。全世界的事情汇聚于此，流动着新思潮，信息爆炸。所里经常召开讨论会，比较东欧和西方体制的区别，改革办法的优劣等等。吴敬琏每次都参加，也介绍中国改革。他们把各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做了细致的比较，好像色谱，一端是命令经济，另一端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间的状态千差万别。把中国放进去，就看得很清楚了。
　　原以为有很多时间做研究，但是，吴敬琏发现，当务之急是补修经济学。他从大学本科生的课听起，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直到博士生的讨论课。英语不过关，听不太懂，加上理论经济学底子差，十分吃力。从基础补起可能是吴敬琏与其他访问学者特别是资深访问学者的不同之处。因为他有教授头衔，美国教授自然很看重，时常送书给他，之后，就打电话约他吃饭，讨论书的内容。他们哪里知道，要让英文并不过关的吴敬琏短时间内阅读和发表评论谈何容易。大约20年后，当时耶鲁的一位研究生，现已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 系 主 任 的 白 瑞·诺 顿 （BarryNaughton）跟吴敬琏女儿聊天时被问到，当时知不知道吴敬琏教授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说，没人往那方面想。在生活上吴敬琏只能简而又简，最常吃的是清水熬白菜。
　　美国人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知之甚少，有人还以为中国人梳着长辫子、拉黄包车呢。一有机会，吴敬琏便宣传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1983年初，国内“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传到美国，许多中国留学生情绪波动，对祖国的前途感到迷茫。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来到耶鲁，吴祖光悄悄告诉吴敬琏，邓小平已经“叫停”了。吴敬琏和来自社科院哲学所的姚介厚应纽约总领事馆教育处邀请到东部的大学开座谈会，报告中国经济改革，反响很好。
　　吴敬琏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一批参加过“保钓运动”和祖国统一运动的台湾青年，彼此出身环境虽不同，但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有的朋友，后来在经济学上颇有建树，成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像钱颖一、拉迪（NicholasLardy）、肖凤霞、黄佩华等等。
　　1981年上台的里根总统采用新自由主义供给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用减税、解除管制等措施，激活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使美国经济摆脱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呈现复苏景象。吴敬琏仔细观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头脑里萦绕着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
　　1984年6月，吴敬琏出席在德国举办的比较经济学讨论会，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报告，提出区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的问题。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构；“经济性分权”是将过分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向企业分。吴敬琏认为，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政令统一，结果是政出多门，整个经济陷于混乱。行政性分权也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倾向。经过这样的分析，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变成了惟一选择。7月份，吴敬琏在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所作的《1979－1983年中国经济概观》主题讲演中，再次讲到“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一位美国同行向他提出，前人已经对此作过讨论，称之为分权I、分权II。事后，吴敬琏找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关中国的“分权”研究，而美国学者对于文献的掌握给吴敬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常对学生讲，写文章，要先看人家已经说过什么，理解现有的东西，然后你再提出新问题，使自己“站在巨人的肩上”。他对学界流行的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构筑一套“理论体系”的做法表示怀疑。
　　吴敬琏的头脑里已经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这是建立在经济科学基础上的。在耶鲁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一年半，他称之为“丰满”。1984年夏，他计划去夏威夷开会，经香港回国。可是长期劳累过度使他的舌头僵硬，转不动了，便直接回国了。老朋友周叔莲看到说，吴敬琏头发白了。不过，没几天，他就被马洪找去写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去了。那是他将所学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第一趟美国之行，还是长期的，吴敬琏给家人带回来被女儿称之为 “洋货”的东西有：飞机上发的果酱、刀叉、布拖鞋，旅馆发的肥皂、浴液、洗发精。最高级的是彩色胶卷。送人之后家里还剩下两卷。吴敬琏规定，每人只能照两张。爱漂亮的大女儿晓莲想多照，还和父亲闹了别扭。不过，吴敬琏还是斥巨资买了一个大件——一台Digital牌计算机，送给他所在的经济所。当时规定，公派研究人员每月拿450美元，福特基金会给的钱高于此，多余的交公。吴敬琏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就派了这个用场。可惜，直到他调离经济所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时，也没见着所里将其开封使用。
　　吴敬琏一路飞快地走在时代前面，从坚定地主张市场取向改革，到倡导法治的市场经济。说来，年过半百，才开始打基础，走上正轨，不可谓不晚。然而，以他的刻苦、执著和赤子之心，吴敬琏活生生地创造了大器晚成的人生，永久而光辉地留在了中国经济改革三十余年的历史上。
　　与吴敬琏共事多年，我深知他的理想，他的苦乐，他的忧患。所有的，都和这个国家相连。他一直说自己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他惋惜顾准、孙冶方过早地离去；惋惜薛暮桥年事已高，没有足够时间。他铭记着和顾准的最后一次长谈。顾准说：“中国的 ‘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吴敬琏努力做着。他一直自觉地背负起这些师长包括自己的父辈、祖辈的期望和理想，前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