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西部大开发”的口号被人熟知是近年来的事，百度百科上对它的描述也是从2000年说起。这个时点，似乎成了中国西部开发的起点。那么之前的历史呢？其实，从1980年起，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就多次谈到世界上有一个南北对话，国内有一个“东西对话”的问题。1983年，中央领导就视察了西北省区并对新疆也做了细致考察，他们都谈到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而在全国各地，有这样一个契机，让一批志愿研究西部的青年学者，从自由联络到松散结合，成立了中国西部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组（简称西部组），后被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西部中心）收编整合。他们的足迹向西再向西，进入东亚、中亚、西亚，提出雄伟构想。在以东部沿海开放为主的1980年代，那是一个与东部差距越拉越大的地区，那是一个冷僻的研究。然而这一伙有西部情结的30岁左右的青年，出于热爱、理想和梦想，把西部研究做得风生水起。如果历史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定会有更灿烂的结果。
　　让我们先给西部做个定位：它包括11个省区：甘、陕、宁、青、滇、黔、川、桂、内蒙古、新疆、西藏。西部人口占全国比重约30%，面积约70%。1984年，在全国8000多万挨饿受冻的人中，65％居住在西部。“六五”期间（1980-1985），东西部的差距又扩大了一倍。五年中差距拉大的速度超过前30年。
　　1982年3月，上海科学研究所夏禹龙、刘吉、冯之俊、张念椿发表了一篇名为 《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的文章，指出应该由东部沿海先进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按梯度逐步向中部的中间技术地带、西部的传统技术地带传递。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阅后有一个批示：“在研究体制改革中应予重视”。这篇文章在西部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刺激出 “反梯度理论”。1984年5月，以郭凡生（29岁）领头儿的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战略组，在“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提出新技术革命给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超越发展的机会。国内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从国际上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超越发展，而不仅仅是接受第一、二梯度转移来的技术。6月18日，一家报纸以《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实行超越发展》为题刊登了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9月，郭凡生以反梯度理论的论文入选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上专设西部组，有新疆的聂新勇，陕西的刘安、张宝通，甘肃的李黑虎，重庆的周天豹等。郭凡生说，在会上大家观点交锋，“一打一晚上，一吵一晚上，都对！”。此后，他出版了《贫困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思考》（与潘照东、曹征海等人合著），奠定了在西部学派中的地位。如今已是慧聪集团董事长的郭凡生，是在内蒙青年足球队踢过边锋和前卫的足球运动员，始终有冲锋陷阵的勇武，说起中国当年错失西部开发的历史机会，仍然耿耿于怀。
　　在北京，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王小强等人的目光，也早就落在了西部落后地区：1984年的 “贵州农村考察报告”，1985年的“把西藏经济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与白南风、卢小飞、李东东合著），1986年的《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与白南风合著）都引起人们关注，后者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甚至成为贵州人的必读书目，至今令人难忘。他的“输血”、“造血”理论，不仅深刻、超前，而且今天看来，都还具有现实意义。
　　1985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与西部政府联合召开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会。关于它的由来，还得从头说起。
　　《经济日报》社有个奇怪的部，不是按新闻采编系列设置，而是叫“经济工程部”。它是总编安岗受钱学森传播系统工程的启发，取经济系统工程之意，设想通过经济工程部横向联络，以《经济日报》为平台，组织社会上专家做经济研究咨询，对决策发挥影响。新华社有个动态清样，是消息内参，这里就出一份经济内参。他们组织双周讨论会、中青年经济论坛，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社会等等。上世纪80年代的京城才俊，都在《经济日报》这个平台上露过面。1980年曾作为北大哲学系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杨利川是经济工程部负责人之一。他1984年底调入该部，1985年底就被派往河南辉县任县委副书记，只在经济工程部工作了短短一年，却交叉着干了好多事。他不由得感慨：“80年代，真是高度浓缩的年代！”办公室是由厕所改的，大约10个人，3张桌子。安岗每天下午挨个儿办公室地走，一边走，一边办公，就所谈之事当场拍板、布置。有时走到后面，又把前面拍板的事儿推翻了。他就是这样活跃、多变、有新意、雷厉风行。
　　召开西部经济发展研讨会，就是安岗的创意。由与他一拍即合的副主编丁望落实，具体工作由经济工程部完成。1985年初的寒假，来自青海的、正在人大读博士的曹远征 （30岁）和毕业于北大的郑维平被派去甘肃、青海和省里接洽，探探他们对开西部会的态度。在甘肃，两个青年见到省委书记李子奇和副省长贾志杰；在青海见到省长黄静波。他们都很积极，希望有这么个会为西部发展造声势，争取有利的开发政策。甘肃省还极力要求会议放在兰州。回到北京，两人向丁望做了汇报，开会的事就这么定了。紧接着就是组织人马，要写出一份关于西部发展问题的总报告。这个任务落在了曹远征等人身上，其中也有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3级研究生，来自新疆的彭纯，谭岳衡、张化桥等。另外，他们组织了十几个课题组，请最有影响的机构和人物牵头开展调研，比如，自然资源环境，由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持；人才战略，由搞人才学的王通讯主持；工业布局，由工经所陈栋生主持；还有金融、交通、能源、教育等等。刚到经济工程部实习的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大三学生吕立勤的一个建议也被采纳了。他说，人才指的是精英，应该考虑劳动力资源。于是，就加了一题。几个月后，他们又组织专家对所有课题进行论证答辩。加上西部各省的区域性报告，总共出产了几十份报告，数百万字的会议文件。这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地、大规模地组织对西部地区进行的研究，它竟然出自一家媒体。很多真知灼见得以表达，比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世界地理专家陆卓明先生的地理障区论。他认为西北是“开发障区”，如果在开发过程中不注重环境保护，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与此同时，《经济日报》发布征文消息网罗社会人才，征文题目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和《全国经济发展中西部与东部的关系》。另外，在报纸上开辟 《西部研究与发展》专版，传播这些研究成果。
　　丁望让经济工程部的薛小和把总报告拿给她父亲——正在北戴河办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看，希望获得来自领导的认可。西部省区各出1万元作为办会经费。在报社办公室，21岁的实习生吕立勤被安排用红机子叫通西部各省领导，他突然发现自己竟干了大事；薛小和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么简陋的办公室，几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怎么就张罗成那么大个会。兰州最好的友谊饭店被包下来作为会址。1985年8月10日，大会开幕，有来自20多个省区的代表，26位省部长。西部省区都是副省长带队，中部的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武汉市副市长王杰也带队而来。开幕当晚，在兰州市黄河剧场上演了专门为大会排演的《西部之声》音乐舞蹈晚会，东道主盛情迎宾。
　　会开了十天，讨论颇有成果。但是，西部领导还是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大会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影响中央决策的效果。沿海发展势头正好，在全国这盘棋上，显然是先发展东部，再西部。这天傍晚，西部省区领导建议召开大会主席团会议，他们有话要说。丁望却找不到秘书组组长杨利川了。原来，十几个年轻人散步至中山铁桥，水性好的杨利川和前不久刚游过拉萨河的体改所的白南风便下了水。杨利川说，一下去才发现，黄河水可不简单，表面不急，其实有漩涡，冲击力特大，原以为在岸边游两下，可是一下子就被冲下去了，好像能看到对岸，实际很远。就像卒子过河，不能回头了。游到对面是个大堤，没有抓手上不去。这边杨利川还在黄河里趴在管子上试探上岸的办法时，那边，急得找不着人的丁望让吕立勤做记录，听着西部省领导的“发难”。他们觉着《经济日报》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无独有偶，由北京来的新闻界人士带头，在饭店楼顶跳舞，扯着嗓子唱歌，虽然电梯工爱看，把电梯索性停在顶层不走了，但还是犯了人家的规，被人告到北京，说北京来的年轻人有伤风化。而在北京的一些人看来，兰州大会，似乎旨在集合西部省区为要政策向上面施加压力。安岗和丁望两面受过。然而，即使在当时，参会的人其实都能意识到这次会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所的邹蓝（29岁）而言，兰州会议成了他的人生转折：从西洋到西部。这个无锡人，偏好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边塞意境，1983年就独自一人一路向西，走大同，呼和浩特，银川，青铜峡，兰州，西宁，湟源，青海湖北岸的海晏……写西北行旅日记。他因征文入选，被约写有关国外贫困地区开发的政策措施报告，参与筹备组、征文评选组、主报告起草组。他说自己“不时地在会场和后场来回窜”。此后，邹蓝人生的很多笔墨都落在了西部，像《西部开放：非边境省区的抉择》、《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西部与西部人》，当他听到有人说中国可以干脆放弃西部贫困国土时，气得像是在抗战时期遇上了汉奸。对于兰州大会，他认为那是对中青年学术实力的检验，把全国人才打通了，各地情况分享了。
　　西部不仅是西部人的西部，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西部。参会者不乏东部人，比如上海的陈乐波，从此也与西部帮结了缘。他说，兰州会就是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从早开到晚，回到房间还在吵。面对实际，刺激着新想法往外冒。人们求知若渴，求友若渴。大家的目标、激情、感情融合起来了。兰州会议的成果，最后凝固成《趋势与对策——中国西部开发》一书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