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1985年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转折：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物价和工资制度改革全面展开，在城市放开了肉、鱼、禽、蛋、蔬菜、水果等副食品价格。1984年底爆发的“经济过热”，给经济体制转型提出了紧迫的课题：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继续使用行政命令最为简便顺手，可是，改革怎么前进呢？
　　24年前的此时此刻，9月2日-7日，长江上，行驶着一艘崭新的游轮，叫巴山轮。这条寻常的客轮，扮演着不寻常的角色。游轮上正在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有60余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他们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 （JamesTo－bin）；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凯恩克劳斯爵士（Alexan－derCairncross）；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埃明格尔 （OtmarEm－minger）；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Kornai）；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斯（WlodzimierzBrus）；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巴伊特（AleksanderBajt）；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阿尔伯特（MichelAlbert）；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南朝鲜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琼斯（LeroyJones）；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世行官员亚德里安·伍德以及中国方面的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务院经济研究主心总干事薛暮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高尚全、杨启先、童大林、洪虎、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周叔莲、陈吉元、戴园晨、宫著铭、项怀诚、王琢、田源、吴凯泰、李克穆、郭树清、楼继伟、何家成、李振宁等。
　　几天前的1985年8月31日，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了将要上船的外国经济学家和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坚定不移；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显然，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思想和框架。
　　9月2日，巴山轮从重庆起航。巴山轮会议是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薛暮桥致开幕词后，便开始讨论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接下来的议题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3-4日）；计划与市场问题（5-6日）；可供中国参考和借鉴的国际经验（6-7日）。
　　沿长江向东，巴山轮经忠县石宝寨，过云阳县城，在奉节小憩；又行至巫山，换乘两头尖、肚儿圆的柳叶舟游览小三峡——龙门峡、铁棺峡、滴翠峡；再经葛洲坝到宜昌、沙市、武汉。经济学家们一面思想冲浪，一面沿线参观农贸市场、荆州博物馆、黄鹤楼、江汉路一条街，走访农户。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科尔奈的一个分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把一切经济体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协调，二类是市场协调。在第一类中，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和间接行政控制；在第二类中，又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中国人对此都很认同，似乎觉得找到了改革的方向。然而，怎么实现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呢？计划经济时代，宏观调控手段就是计划和财政，连“宏观”这个词，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词。时任体改委规划局局长的杨启先坦陈，“当时尽管提出了商品经济，其实大家的思想并不统一，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心里没底。具体目标究竟是什么？怎么走？直到在巴山轮会议上，我们才得到了特别突出的概念，宏观调控最要害的是金融手段”。而此前国内即使是主张商品经济的人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只是认定市场比计划好。与西方专家学者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听他们讲怎样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中国学者和官员都极为兴奋。
　　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改革的道路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是激进的“一揽子”，还是渐进？布鲁斯认为只能循序渐进；科尔奈则认为不可一概而论。比如所有制改革宜分步渐进，而计划、物价、工资体制则可能一揽子改革效果更好。刘国光和赵人伟提交的论文《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讨论体制改革的经济环境，所有制变革中的股份制以及模式转换中的双重制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只能走激进式改革道路，同时也直面双轨制产生的摩擦和紊乱，提出平稳过渡建议。
　　会上的另一个主题是怎么克服“经济过热”。托宾发言时，拿了一张中国统计数字表。张卓元说，托宾能从主要经济指标看出中国经济运行处于过热状态，“他让我们在座的中国人都非常讶异”。吴敬琏则对两位外国专家印象深刻：一位是曾经担任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不属于凯恩斯学派；另一位是托宾——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大师。虽然派别不同，但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都给出了一致判断。托宾建议，要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
　　有这样一个比喻：改革相当于要造就一辆性能良好的汽车，经济政策相当于汽车驾驶员。不能指望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因为糟糕的驾驶员会使最好的汽车翻车。大家达成了共识：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利用市场，而是宏观管理手段跟不上，限制了利用市场的能力。
　　7日上午，会议在武汉闭幕。马洪在闭幕词中讲如何通过微观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谈及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是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中的薄弱环节；要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开放金融市场。外国人没有想到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把问题说得如此清楚。
　　在汉阳晴川饭店，杨启先起草给国务院领导人的报告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10日），接着写了 《关于“巴山轮会议”主要情况报告》（12日）报送国务院。十天后，9月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中，就已经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成果。
　　科尔奈提醒中国同行要警惕重新恢复中央集权的危险。“解决改革过程遇到的经济困难最简便的办法是重新运用行政手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部门的本能反应。必须时刻记住改革的总目标”。郭树清在会后发表的《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谈中国经济改革》一文，也强调了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有重新回到集权体制的可能性。关键是要改革，不要复辟。
　　显然，林重庚是巴山轮会议的灵魂人物。由于中外双方话语系统不同，起初三天，彼此讲不到一起，出现了三岔口。他从中协调，安排私下个别交谈，才使后两天的会议开得越来越有成效。他不仅请来外方专家，还提议让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参加。因此，会上才有了29岁的郭树清、何家成等人。张卓元特别佩服林重庚深厚的外国经验和背景。讲到养老金，林重庚便介绍智利怎么做，新加坡怎么做，哪些对我们有参考价值，而中国学者则对外国知之甚少。讨论工资问题时，外国专家把工资作为一个价格来谈，讲劳动力价格、劳动力市场，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头一次听说。
　　一散会，阿尔伯特就急着回国参加董事会，计划从武汉飞北京，再飞法国。而武汉班机误点，令他非常着急。他说自己是董事长，不能延误。还说“我是中国政府请来的客人，你们应该想办法用专机把我送到北京去”。一个西方人提出如此特殊要求，侧面地反映了他作为参会者的荣誉感，认为自己是来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的。往后中国有无数多的国际会议，大概没有人把自己看得如此重要。赵人伟说：“当时的学者有改革的参与感和使命感，定位比较好，官员也不摆谱，官员和学者同心协力搞改革，不比谁高谁低。”
　　这是一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启蒙，也把焦点集中在了“政府-市场-企业”上，为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做了理论准备。按照龚育之的说法，“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巴山轮会议的主角薛暮桥、马洪、布鲁斯、托宾都已作古，巴山轮也早已退役，连三峡沿线的很多道风景都不复存在了，而巴山轮会议的精神财富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