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威风
　　2005年11月，《国际先驱论坛报》推出了一期 《中国特刊》，他们的一位记者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走完了长江全部可通航的距离——2188公里。这位记者总共走了7天6夜，在详细地描写了他所乘坐的 “维多利亚玫瑰号”游轮上的食物和从沃尔玛可以花4.99美元买到的白色塑料椅子，还有因为修建三峡大坝而即将被淹没的酆都老城区之外，他花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一个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MinnieLi的小女孩。这个女孩每个月付给游船500块钱，获得了在游船上卖风筝的权利，可是这一趟旅程下来，小姑娘只卖出去一只风筝，她最大的收获，或许只是和这位记者学会了风筝的正确英语发音。
　　几乎在同一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把注意力再度集中到了这条对于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的大江之上，他们发起了一次中国电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记录长江的行动，为了能在5800米的高海拔地区拍到长江的源头，除了高清摄像机，他们甚至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动用了军用直升机。这部名为 《再说长江》的纪录片在2006年7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反映非常强烈，但是更多的人则把这部纪录片，看做是20多年前那部反应空前的 《话说长江》的一个补充，当然，这本来也是一部对 《话说长江》致敬的作品。
　　只是，在 《再说长江》开拍时，剧组把当年在 《话说长江》里一晃而过的脸定格成100多张照片发表在沿江省市的晚报上，以 《你是谁？你在哪里？》为标题 “真情寻找”，最后他们找到了4个人。这些人在当年的《话说长江》中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只是作为一个意象而存在，而当他们再度出现在 《再说长江》中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故事在叙说，他们有名、有姓、有工作、有生活、有过去20多年的时间烙印。
　　这些人，和被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写下来的那位卖风筝的姑娘一样，都是生活在长江沿岸的寻常百姓。
一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节目形态也很单一，新闻之外，只有些许文艺演出。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地缘的关系，日本的电视节目是最先涌入中国国门的。日本的电视台对于中国历史地理也兴趣浓厚，一系列介绍文化遗存、地理景观的专题片，以中日双方合作的形式被拍摄出来。其中包括丝绸之路、故宫、长江、黄河、长城。
　　《话说长江》是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部。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联合摄制了这部纪录片，在历史上第一次对长江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事实上，对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来说，要拍摄一部这样的电视纪录片，在技术上就有困难。因此，当时的合作模式都是日方出钱出设备，而中方出钱出力。《话说长江》从1979年开拍，到1982年进入后期制作经历了漫长的制作周期。 《南方周末》曾经记录过后期制作的过程， “拍摄完成之后，日方把素材带回国内，剪了一部单本纪录片 《生生不息》。中方派员到日本的电视台看素材，把需要的部分拷贝回国。日方的35mm胶片素材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中方用16mm摄像机补拍，再拿到日本中央显像所洗印，最后编辑出25集‘大型系列电视节目’ 《话说长江》———这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第一部系列专题片。”
　　在播出的时候， 《话说长江》在创作上首次推出了纪录片主持人形式，陈铎和虹云两位播音员不再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他们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创新的形式，使气质儒雅的陈铎和端庄大方的虹云，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当然，这些都不是 《话说长江》能获得40%收视率的真正原因。1983年，改革开放不过5年的时间，长时间思想、眼界的禁锢，使得当时的人们对于世界和知识都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渴望，对于任何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电视还是一个新鲜的物事，从电视上亲眼看到从冰川上滴落的一滴水，是如何汇聚成万千支流的辫状水系，亲眼看到同一条长江水，是如何孕育出长达6000多公里沿岸迥异的风土人情，亲眼看到和自己同根同源的中国人究竟如何生活。这一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已经足够震撼。
　　当年的报道这样描述： “每到星期天的晚上，数百万中国人便坐到电视机前，收看由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系列节目 《话说长江》。”当时中国的人口是9亿，电视机的普及率远没有现在这么高，可是每个周日的晚上，几乎每一台电视机前面都坐满了人， 《话说长江》的主题曲准时响起，几乎没有例外。40%的收视率，在中国和世界电视史上，都能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因为时代的原因，几乎是不可能超越的。
　　对于当年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因此而产生了澎湃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此后，我们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对长江和黄河发起挑战，在1986年为了抢在美国人之前首次尝试漂流长江成功的年轻人们，甚至被视为民族英雄。
二
　　从1981年的 《丝绸之路》到《话说长江》再到1986年的 《话说运河》，一系列以介绍锦绣河山和文化历史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尽管在当时，电视台摄制这些纪录片的初衷，还是将它们纳入 “思想教育节目”之中，试图 “通过介绍革命历史和先进人物事迹进行思想教育”，或 “通过介绍锦绣河山和建设新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但是对于当时的电视观众来说，对知识的渴望压倒一切。那是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和 “科技兴国”的思想被推到最高地位的时代，不仅仅是电视节目，出版界也是一样，在当时曾经出版了一套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所不包的 《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学者和知识分子。
　　甚至这种重新反思和解读历史的视角和态度，反过来也影响了以宣教为目的的电视节目。1987年8月，一部名为 《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纪录片一经播出，立刻引发强烈反响。这是一部以共和国军事历史为主要内容的电视片，从南昌起义开始到建国大业的功勋，十年间的艰难历程和红色英雄的铁血悲歌，这本来是一个典型的以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的电视片，在1987年形成一股收视热潮。
　　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部电视片对那一段历史的重组和描述，有了一些出人意料之处。比如这是第一次在电视上对毛泽东直呼其名，这是第一次在纪录片中采取了同期采访的方式，这也是第一次在纪录片中把注意力放在小人物和细节上，让宏大叙述的题材因此而变得有了些血肉。据说，当时人们见面打招呼不再是平常的 “吃了吗？”而是讨论前一天晚上 《让历史告诉未来》中，那个日本兵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脸上露出的羞愧的神情。
　　用冷静客观的史学态度看历史，尤其是共和国的军事史，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在创作理念上，开始转向客观和成熟。人们把目光从辽远的历史和辽阔的大地上收回来，回望自身，更多地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原生态的状态，而不再是一味高歌猛进。这种价值观和审美的转变，给电视纪录片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从1991年的 《望长城》开始，到后来的 《沙与海》、《藏北人家》等一系列的纪录片，都带有强烈的回归生活的特点，开始重视记录生活的原生形态，以原汁原味甚至粗糙为美。
　　更值得记住的是，1993年陈虻加盟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栏目组，出任 《生活空间》的制片，他提出一个著名的理念，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中国电视传媒史上的第一次，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把以专题纪录片的形式，不间断地把目光投注到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中去。这个栏目开创了中国电视新闻史上的一个先河， 《生活空间》长达十几年的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描摹，创造了电视史上的一个神话，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一部真正的小人物史，一段完整的社会经济形态变革时期的民生记录。
三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叙述和话题，陡然再度宏大起来。这一次，历史的视角更加纵深，世界的视角更加广阔，中国人更愿意站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以 “人类发展”的高度来为这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寻找可借鉴之处。这个时候产生最广泛影响的两部纪录片，都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名字，一部是以2000年前秦国军队如何统一天下为主题的《复活的军团》，一部是以近代世界史上9个超级大国崛起过程为主题的《大国崛起》。
　　这两部题材迥异的纪录片，事实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们都在以考古证据和历史研究为依托，以故事的表现形式，探寻历史的真相；它们都试图告诉观众一个道理，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秦国的军队为何战无不胜？葡萄牙的海盗为什么能够纵横四海？日不落的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达成？更多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史诗般的镜头，通过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似乎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是和经济的崛起息息相关；而经济的崛起和军事的强大，往往又和某项革命性的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无论是回望2000年前的中国历史，还是把目光投向大洋之外，历史在某些层面总有一些相似的规律，如果能发现乃至以实践来印证这些规律，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听起来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因为在这个年代里，中国人又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经济崛起所带来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一代的中国人第一次感觉到一个国家在崛起时候全世界投注的目光，艳羡中又带着一点惊恐。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似乎需要一点信心的支撑，我们毫无疑问在崛起，但是我们在以哪种方式崛起？我们会以哪种方式强大？
　　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反复强调说，我们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正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此后，关于这段历史的学习在其他各级党政部门多次进行。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 《大国的兴衰》，原本只是一部学术著作，在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学者和学生之间流传并被奉为经典著作。这部书在2006年1月在中国再度出版之后，令人意外地登上了图书畅销榜。这一切都说明，无论是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被国家经济崛起的热情所感染，急切的希望中国能够凭借这一次 “复兴”的机会，重新参与到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中去，承担起二十一世纪的大国责任。
　　或许， 《复活的军团》和 《大国崛起》并非这种思潮的倡导者，它们只是应运而生。十年前，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者在努力用镜头不动声色、相对客观地记录生活， 那么现在他们会更加倾向于赞同英国人格里尔逊的观点： “纪录片是对真实的创造性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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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打破思想的禁锢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遵循改革开放整体方针，中国纪录片也打破了原有禁锢，迎来了第一次繁荣发展的良机。
　　这一时期，《泰山》、《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优秀的纪录片逐一走上荧幕，并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90年代，真正的小人物史
　　与80年代的纪录片相比，90年代的纪录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追求尽量不带主观预见地客观反映事物的进展”、“用事实说话”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的主题。
　　并且，伴随当时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旗号的《东方时空·百姓故事》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必然产物。
　　凭借这种平民化的视角关注普通人的表现手法，《东方时空·百姓故事》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21世纪，用“讲述事实”引人思考
　　进入21世纪，人类的求知欲望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电视作为连接普通百姓的传播媒介正在承担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科教兴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央视制作的《见证—发现之旅》作为一部科教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通过紧紧围绕以“科学”为内容核心，并通过现代化电视制作技术及市场化运营管理体制，该部纪录片成为带领普通电视观众“以科学的视角审视人类的文明进程”的排头兵。
TCL电视引导国人了解世界
　　纪录片作为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并借助真人真事而引发人类思考的影视艺术形式，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但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纪录片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电视这一“新兴”传播媒介慢慢进入到众多老百姓的家庭。中国的观众开始更多地通过电视纪录片了解世界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
　　1992年，TCL成功研制生产了王牌彩电，加快了国内电视机用户的普及速度。
　　越来越多的电视用户通过TCL电视展示的种种现实图景，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了解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