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健子
　　在香港摄影师王希慎的镜头里，兴建于1800年后期英国政府管治期间的香港水警总部是香港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位于尖沙咀广东道2号的香港水警总局建筑包括了主楼、马厩及报时塔，除日占期间曾用作日本海军基地外，至1997年为止，一直为水警所用。1994年，它被列入香港政府法定古迹。因此，在香港政府推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之后，水警总部便作为其中首批七座历史建筑物之一，参与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商用开发。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全亚洲最大型的古迹“活化”项目，并且是香港历史上首个批出给私人发展商营运的法定古迹。
　　所谓“活化”，是“保育”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具历史价值的市区建筑、文化古迹进行再利用。水警总局的下一个身份是预计于10月正式营业的精品酒店“1881Heritage”。在酒店的地下商场还划出20多个铺位，主要销售名表、珠宝及经营高级餐馆。原本是蓝色的总部大楼被刷成米白色，为了配合殖民地建筑特征，门前多了个新建的仿维多利亚式广场。
　　“以往这里有很多树的，现在全都不见了。”在酒店完工前的市民参观日里，很多慕名前来的民众对于改建之后的结果并不满意。
　　“活化”给历史建筑带来的结果是保护还是破坏？争论一直并存于学术层面和实施层面，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存在明确的定论。但急待解决的问题是，“香港宣布的古迹有80多处，各类评级的文物建筑有400多座，要政府对所有这些建筑都承担起来，显然不太实际。”香港城市大学薛求理博士说。
　　民间资本及社团智慧的利用成为一个最普遍的化解出口。“保育及活化古迹，并不是单纯使用 ‘保鲜纸’，把整个项目‘包好’，而是给予其新的功能及生命，它的用途更要与适合所在位置及配合小区功能。”香港建筑师陈汉成说。完整的建筑街区一般会开发成为商业街，而风格独立的建筑样本则是精品酒店的最佳落脚地。事实上，欧洲酒店的历史就是从那些二三百年以上的老房子里写出来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保护老城市文化遗产，严格管制建筑风格的改变，使得后来进入20世纪后的旅馆业一直离不开老房子。无论从法律法规还是技术上，欧洲的古建筑改造都形成了专门的支持。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巴黎全城有1240多家酒店，其中95％都是这种“老房子酒店”。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而言，精品时尚酒店（LifestyleHotel）的出现是西方人用怀旧的方式来反抗全球量产的标准型酒店（BoxHotels）的结果，也因其个人化，不可预知和无法复制的顾客体验风靡全世界。
　　位于香港大澳的旧警署也将在两年后转型投入使用。这所定位高端的四星级酒店将设立九间面积由200至400平方尺不等的套房。特色在于可以令旅客感受到昔日警署氛围——原报案室将改作为服务台；羁留室会保留铁闸门，成为商务中心。
　　无论是在政府报告还是薛求理博士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上海新天地模式作为成功的历史建筑开发案被多次提及，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重新利用旧建筑，首先就要能自负盈亏、可持续地保存和管理下去，以便有足够资源使得古迹建筑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上海新天地”的赢利模式已经成为刺激中国大陆地区古建筑“迅速活化”的实施指南。但李震认为，该领域实施的重点是要因地制宜，不存在照搬的成功。目前所开发的项目，除去商业利益之外的后果，需要用一定时间来检验。“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基本建设迅速大量地开展，不允许每个古建筑的改造都像国外那样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反复的方案论证和研究。随着时代的进步，建筑回归理性是必然的趋势，人们必将会意识到这种破坏的不可逆。”
　　事实证明，只要完整自我运转链条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历史建筑保护中，有无赢利就成为了“活化”的关键，香港亦不能免俗，只是内地，在这方面的“践行”远远走在前列。
　　沿同庆街的红墙根走上一百米，能见到左右站着两只白玉大狮子的金钉大红门。侧目，一扇石屏风把院内的风景遮得严实。各种车子载着熙熙攘攘的游客从小道经过，再往前走几十米，便是颐和园的正门。安缦（AmanResorts）在中国的第一家度假酒店就开在颐和园园区里。
　　除了大堂以及东边厢房，酒店的部分建筑是颐和园的古迹。一种未被酒店工作人员正面回应的说法是，这里的大部分是清代德和园大戏楼的戏班子表演前的排练地，而餐厅则是大臣晋见慈禧太后前的等候室，还有藏匿在私人通道后的几间房间是御药房。每进院落几乎都有自己通向颐和园的小门，在清晨游客还未挤到园子里的时候，住客们大可以骑着酒店准备好的自行车，享受一个人的颐和园。
　　虽然接手的时候老宅已是残破不堪，但所幸安缦的设计团队并没有太多地更新古宅原本的结构，新增的现代生活设施可以使人更加舒适地怀古。重新粉刷的白墙、老旧的照片以及珍贵的明式家具，精致组合成风格硬朗的皇家气场。不过，即使是躺在松软的大床上，颐和安缦或许也不是一个能让人真正放松的地方。与历史如此近身交会，对于外国人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浪漫体验，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难以言说的威慑力。
　　另一家在北京胡同里 “活化”的酒店，叫杜革酒店。这座位于鼓楼附近的宅子曾经是清朝三代大臣的府邸，同样的红墙绿瓦中式建筑，在来自比利时设计师“大刀阔斧”的修缮后，古宅子只剩一张“皮”：法国Bac－carat水晶灯装饰的餐厅，白俄罗斯风格的酒吧，后现代意识搭配下的浴室里的设备和配件，老瓶装上新酒，杜革成了一家装修极具现代设计感的时尚酒店。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台北人刘霖看来，杜革酒店“感觉上里外反差太大，就好像我们用香蕉比喻海外长大的ABC一样”。因为选择了合乎建筑外表的装修，颐和安缦获得了刘霖们的青睐：“尽管存在不少后期人工的痕迹，但至少视觉上属于一个文化体系。”
　　刘霖来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车找安缦酒店。但一打听，几乎没有司机听过这个地方，出租车围着颐和园驶了一大圈，最后开进了这个大院。“一进来，司机就傻了，他说他每天都在附近载客，却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刘霖说。
　　的确如此，颐和安缦最贵的套房一晚上的房价高达人民币8888元，这些修缮一新的精品酒店原本就不是为了北京的老百姓而开设。实际上，古迹的再开发除了建筑形态可能得到的保护和损毁之外，人为建立起的观瞻屏障也是在所难免。有几个人舍得高昂的服务费，有多少人可以支付得起皇家园林听琴吃西餐的惬意？在开发社会公共遗产时，又有谁意识到降低项目的商业属性其实是在捍卫大多数人的权利呢？
　　再回到文章之前提到的香港前水警总部。在专家们提出开发意见时，为了要让市民“摸得到、用得到”，在项目内增设了一片露天广场，藉此拉近项目与市民间的距离。由于前水警总部设在山下，并非每一名市民均可轻易前往，开发商还加设楼梯方便市民前往。油尖旺区一名议员表示，文物酒店既是全香港人的古迹，就不应私有，全日开放公共区域是可取做法，对酒店保安运作应该不会构成负面影响，“相信建于此地的露天广场会成为尖沙咀的另一个情侣约会胜地。”他说。
　　这是超越商业意义的另一种长久“活化”。不过，要求租期几十年的开发方考虑公共服务功能，显然不符合商业社会法则。缺失的规范介入使得再利用变为少数人的游戏。究竟是利益最大还是更加人性，又岂是这里独有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