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年的胡雪桦，看上去比真实的岁数年轻：白衬衫配牛仔裤，头发微长，在艺术圈浸淫了多年，却仍然充满精力。
　　他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是当年上海有名的戏剧导演胡伟民。上世纪八十年代戏剧界曾用“南胡北林”称誉胡伟民和林兆华的双雄并立。可惜胡伟民在1989年早逝，错过了戏剧繁荣的年代，他的声名更多止于圈内。
　　子承父业的不仅是长子胡雪桦，次子胡雪杨也是一名导演，女儿胡雪莲读完EMBA后做起了制片人，还是与电影相关。胡雪桦说这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胡雪桦出国前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1987年他身揣240美金去美国读书。他在纽约大学念完了电影导演的硕士，在当地一家电视台找了份摄影师的工作，扛了几个月机器后，他觉得这不是想要的生活，决定去夏威夷大学读博士。
　　他在美国幸运的遇上了两个伯乐，一个是纽约公共剧院的创建人约瑟夫·帕普（JoesphPapp)，一个是《教父》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Coppola)。前者同意他进入公共剧院——这家纽约最受尊敬的剧院跟着自己拍戏，后者提携他进好莱坞拍电影，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好莱坞华人导演。
　　胡雪桦1995年回国拍了由宁静和杨丽萍主演的《兰陵王》，2006年拍了《喜马拉雅王子》，他今年将开拍《上海王》。这部筹划了五六年的电影是他最期待的作品，“因为作为中国导演我没拍过国语片”。
　　这几年胡雪桦更多呆在中国，中国意味着机会。他反对一股脑儿拍反映中国人落后的电影，主张通过电影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这并不是说就主旋律了，两个概念，我是说要弘扬中国人精神，其实，好莱坞的电影是很弘扬美国精神的。”他解释道。
　　胡雪桦善于表达，讲起自己的生活经历，讲起对中国电影的看法滔滔不绝。他偶尔流露出一个艺术工作者所需要的感性，相比于北京，更喜欢上海，因为他喜欢在上海长满梧桐树的马路上慢慢溜达。
《上海王》是我最期待的一部电影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定居上海了吗？是不是打算长期在国内发展？
　　胡雪桦：我1987年出国，1994年回国拍《兰陵王》，呆了将近一年，然后回美国。2004年我回国拍电视剧《紫玉金砂》，之后在国内和国外的时间基本对半。这两年在国内时间更多，去年在北京呆了一年，拍了电视剧 《战北平》，还做了舞台演出《秘境青海》。
　　我以前很喜欢北京，在北京念过书，现在觉得上海更适合居住。我喜欢在马路上溜达，北京你很难找到一条马路，没那个氛围，上海不一样，路边两排梧桐树，特别好。
　　我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去北京，很多事情北京做成了，全国就做成了，上海做成了还是地域性的。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闯荡了那么多年，有些问题看得更明白了。
　　国内这两年发展很快，很多人都想来中国发展。我出国前已经有一些基础和人脉，很多同学现在都在很重要的岗位上。另外，毕竟是中国人，有情结在这里。但我不反对两边走，有合适的事就出去做，明年我会去好莱坞拍戏。
　　经济观察报：明年去好莱坞拍什么片子？
　　胡雪桦：我想拍一个华工的题材。著名制片人EdPressman找的我。美国发展到今天和华人修了西部铁路分不开，但这段历史在美国是被忽略的。我看到一张照片，东西部铁路在犹他州Promotery交轨时拍的，里面没有一张中国面孔。
　　这个片子结尾时我要复制这张照片，把镜头往外一拉，外面围着一圈中国人在观看，他们本来应该是主角，却成了旁观者。
　　经济观察报：今年在国内还有什么拍摄计划吗？
　　胡雪桦：要拍 《上海王》。我从2003年就开始筹划，虹影的小说还没出版我就把版权买了。这是我最期待的一部电影，因为作为中国导演我没拍过国语片，兰陵王是鸟语，喜马拉雅王子是藏语，在美国拍的是英语。
　　2004至2005年我原本是想拍《上海王》的。之所以筹备这么多年，是因为上亿的融资需要一个操作过程，当时剧本也没完全好，所以先做了《喜马拉雅王子》。
　　我一直觉得，关于上海有段历史不能忽视，那就是上海是怎么来的，它曾经是东方的巴黎，是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正是这些东西慢慢形成了上海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个戏希望在明年世博期间上映，对了解上海的发展历史是个补充。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一部电影，因为这么多年我都在为它做准备。
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世界的导演
　　经济观察报：你走上艺术之路受家庭影响很深？你父亲胡伟民是和林兆华齐名的戏剧导演，当年有“南胡北林”之誉，你和你弟弟都子承父业。
　　胡雪桦：我妹妹也是，她做制片。她是学经济的，但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还是喜欢这个。
　　我父亲从来没要求我们继承他的事业，这就是潜移默化。从小在剧院长大，听的看的都和这个有关。
　　我们从事这行父亲还是很欣喜。比如我做《中国梦》，在上海演出。后来他给我的信里说，“那天，我看到演出大幕落下时流泪了。我很欣慰，我觉得我的生命在延续，我的手在伸长。”
　　经济观察报：去美国闯荡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你父亲的建议？他希望你在美国获得什么？
　　胡雪桦：是我自己的主意。当时我父亲已经是很知名的导演了，我从他那里看到了我的未来，觉得我不能这样，我要从另一个角度实现自己的理想。
　　父亲很支持，他要我尽量多学，多看，多走。临行前他给了我一封信，让我登机后看，信里给我提了23条叮嘱，比如永远记住你是中国人，你的特长是什么，你的作品里一定要有东方的美学思想，还有另一些很细微的，比如护照一定要放好。最后他说，他是一个中国的导演，希望我成为一个世界的导演。其实，我一直认为，父亲已经是一个国际水准的导演。
　　经济观察报：在艺术风格的探索上，你父亲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胡雪桦：从小就看他拍戏，他和演员之间的相处方式对我的影响极大，他从来不会强行要求演员做什么，总是探讨式的。他曾对我说，和演员的合作就像放风筝，风筝拿在手上只是一张纸，要把它放出去，但手里要有线，它走得不够远你把线放长一点，走得太远了，线收一点。
　　另外，我父亲在作品里总要寻找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我觉得他做得特别好，在于他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深刻。一个导演一定要有生活阅历，有对生活的理解，同时在艺术上又极具创新意识。
　　经济观察报：相比于林兆华，你父亲似乎低调一些，圈外人大多都知道林兆华，你父亲的名声更多在圈内。
　　胡雪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林兆华比我父亲多活了20年。那时胡伟民比林兆华还有名，至少是齐名。我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导演，去年戏剧百年时有记者问林兆华，你最看重的导演是谁，他说是胡伟民。我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惜他1989年就去世了，才56岁。
电影的魅力在于驰骋的空间很大
　　经济观察报：你的作品涵盖了电影、戏剧和电视剧三个领域，你觉得哪个是你的本行？这三者是如何互相交织渗透的？
　　胡雪桦：我有过一句话“戏剧是我的生命，电影是我的宗教”。我是学戏剧出身，但现在我做电影，也做电视，还做一档电视节目《光影随行-“胡”说电影》。我在夏威夷读完博士后面临选择，是回纽约做戏剧，还是去洛杉矶做电影。我回纽约呆了一段时间，觉得今后更重要的发展是电影，所以我搬到了加州。
　　我觉得这几者之间都是互相渗透的。银幕、荧屏、舞台，它们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本质是共通的。
　　经济观察报：共通的东西是什么呢？
　　胡雪桦：共通的东西就是，一部作品必须在情感上，在思想上，在视觉上给人以新的信息。这几种媒介，使用的武器不一样而已，目的一样。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觉得更重要的是做电影而不是戏剧，是电影更能承载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吗？
　　胡雪桦：电影的魅力在于驰骋的空间很大。电影艺术的全景和特写，可以把一头大象变成一只蚂蚁，也可以把一只蚂蚁变成一头大象，这就是魅力。同时电影的辐射面更广，拥有更广泛的观众。
　　但电影很复杂，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成的，像《上海王》，五年了。舞台相对来说简单一些。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做过电影再做舞台简直就是奢侈，做戏剧的强度比起拍电影拍电视小太多了，拍电影拍电视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燃烧。
　　经济观察报：但舞台和观众的交流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胡雪桦：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舞台也很美，最重要的魅力就是你刚提到的，演员和观众的直接交流，是任何其他东西没法代替的。有人说电影出来后会取代舞台，不可能，每种艺术的魅力不一样。
　　而且舞台永远是假定的，可以转换，像我做戏剧《喜马拉雅王子》时，一秒钟之内，转眼间雪山变成了宫殿，又一转眼神湖变成了草原，转换比电影还快。这也是一种独特的魅力。
　　好多电影演员想进剧场演演，在某种程度上讲，对演员来说，舞台艺术更过瘾。
　　经济观察报：你对目前中国戏剧界有什么样的评价？
　　胡雪桦：戏剧越来越是一个小众化的东西了，但老百姓还是需要戏剧。近年来缺少大手笔的、让人振奋的作品，商业化太厉害了。
最重要的是学一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部作品
　　经济观察报：在美国遇到科波拉算不算你的伯乐？你怎么评价他的成就，在中国有可以和他并论的导演吗？
　　胡雪桦：当然是了。我很幸运。
　　你很难把中国导演和好莱坞导演类比，不一样。科波拉被誉为现代电影之父。他拍的《教父》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地位，把黑帮电影拍到了极致，至今无人能比，因为他拍的不仅是黑帮片，还是一部很深刻的伦理片，折射出美国特定时期的文化、历史以及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中国的好导演很少，什么样的导演是好导演呢？
　　胡雪桦：当年我是准备要做导演时对我父亲说的这句话。现在好导演比那个时候要多一些。不过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没有大师级导演，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张艺谋、陈凯歌都可以说是大导演，黑泽明和科波拉是大师。
　　经济观察报：你去美国前已经出道了，你觉得地球那边的这个圈子，和国内一样吗？
　　胡雪桦：太不一样了。我到美国后的第一感受是美国戏剧的概念是多样化的，那时在国内，戏剧就是剧场里演，你不太能听说戏剧在仓库里演，在街上演。我一开始也很惊讶，哟，戏剧可以这么演啊，只要有空间，有观众，就可以演，完全开放式的。
　　经济观察报：你出国前在上海人艺工作，在美国时进过纽约最有名的公共剧院，它们在机制上有什么不同吗？
　　胡雪桦：太多了。美国的工会很厉害的，导演有导演工会，演员有演员工会，制片人有制片人工会，这个体系左右你的运作。比如演员，我雇了你，你是主角，钱应该多少，你是配角，待遇是什么，清清楚楚。另外，工时该多长也很清楚，我们经常是拍着拍着，停！不能拍了，因为时间到了，导演也没办法。
　　我记得很清楚，有次我演主角，9点开拍，我想总要磨蹭10分钟吧，9点05分到的，结果全剧组在等，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们非常严谨，你不能迟到，导演也不能拖时间。
　　另外，舞台戏要录像，所有演员都要同意，一个不同意都录不了。我们那次就没录，因为一个女演员不同意，她有裸体场面。美国的体系就规范到这种程度。
　　第二，他们戏的选材特别广泛，我们现在有了小剧场，人家一直就是小剧场大剧场两条线，大剧场演的适合中产阶级，小剧场适合年轻一点的，更先锋，更前卫，所以它的题材十分丰富。它没有审查制度，只规定一些底线，比如舞台上可以裸体，不能做爱。
　　剧院制度也很规范，州级剧院国家拨款30%，基金会30%，票房30%。在美国文化事业和娱乐产业分得很清楚，博物馆、剧院、培训机构是文化事业，百老汇、好莱坞是娱乐产业。我们目前正是“打架”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中国电影最好的时期从《黄土地》开始，到《兰陵王》结束，那么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电影处于一个什么时期？
　　胡雪桦：那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电影学者说的。我个人以为，从1985－1995年这一段是最好的时期，是因为我觉得这段时期一批导演、一批作品出来之后，把中国电影推到世界视线之内。
　　现在的中国电影处于一个好时期，也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说它是好时期，一是因为观众开始进剧场看电影了，去年比前年票房涨了16%，这很不得了。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注定了中国在未来五到十年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这个时期恰恰应该在文化建设上有想法，电影是一个重要的窗口，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做出样子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说它是艰难的时期，是因为我们正在一个十字路口。电影要往产业化方向走，需要很多体制改革，包括法律的配套。已经到一个节骨眼上了，必须要这么做，否则就走不远。
　　希望早日出台分级制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韩国，1998年实现了分级制，随后十年他们的电影发展很快。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让8岁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看同一部电影，一个规范的分级制度有利于观众观影，也有利于创作者创作。
　　中国电影的票价我认为也太贵，美国的票价一般是8到10美金，他们基本收入是2500-3000美金。我们是50-100元，家庭月收入也就是2000多人民币。
　　经济观察报：生活上的你和艺术上的你是统一的，还是不同的？
　　胡雪桦：永远不能把生活和艺术分开，戏如其人，电影就是人，戏剧就是人，永远不会是割裂的。你生活的阅历都在作品中展现，你对作品的处理表现出你对生活的理解，理解的深度决定了作品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