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云
　　经济观察报：今年上半年，重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GDP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你认为动力何在？
　　黄奇帆：从今年3月起，重庆经济逐月回升，上半年达到12.5%，第二季度以来的5个月的当月增速都在15%左右。照这样看，全年有望恢复到14%以上的增长水平。
　　重庆经济回升得这么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们贯彻中央保增长的措施坚决；二是国务院3号文件的驱动；三是我们自己的反周期调控比较及时。
　　财政方面，前四批38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我市争取到117亿元，并获得58亿元地方债券和近10亿元就业专项转移支付。贷款方面，1-8月贷款余额增长50.4%，每个月增速都是全国第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撬动了重庆经济基本面的好转。
　　国务院3号文件是国务院为重庆量身定做的，不但赋予重庆13个黄金定位，还给了“12+10”的优惠政策和一系列的重大项目支持。我们匡算了一下，与这些政策措施相关的资金支持，大体有9000亿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采取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去年4月，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广泛弥漫，但针对当时沿海地区出现的一些苗头性问题，我们及时出台了7条适应性措施，效果比较不错。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我们又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精神，及时推出了12条保增长、惠民生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有的帮企业渡过难关，有的保就业以维持稳定，有的惠民生以刺激消费，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经济企稳回升。
　　经济观察报：上半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5.2%。有人据此认为，以重庆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大规模投入，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黄奇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增加投资是一个重要措施。但重庆经济的快速回升，靠的不仅仅是投资，而是投资和消费同时驱动，工业、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全面发力的结果。
　　首先是工业的快速回升，从3月份开始不断攀高，上半年回升到13.7%，尤其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全市经济回升的轨迹与工业走势大致相当，说明工业是拉动经济回暖的第一引擎。
　　其次是商贸的活跃。金融危机下，老百姓一般会减少奢侈品消费，但基本生活需求少不了，常规消费占比反而增加，这种“口红效应”在常规消费占主体的地区体现得更加突出。1-8月，重庆社会零售总额增长18.2%，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2%，增幅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比以前更突出。
　　第三是金融业逆势而上。按一般规律，金融危机情况下金融业会相对萧条。但今年重庆金融业不降反升，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强力支撑实体经济复苏。
　　此外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最后才是投资的增长，尤其是投资结构趋于优化。以前投资的许多薄弱环节，现在得到强化，比如加强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倾斜力度。从资金来源看，90%左右为市场化资金，财政性资金仅占10%左右。从投资去向看，1/3用于基础设施，1/3用于工业，1/3用于房地产和其他第三产业等。投资快速增长，加上投资结构合理，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重庆去年7月提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紧接着就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么重庆的对外开放有没有受到冲击，会不会影响到预期目标的完成？
　　黄奇帆：扩大开放既是我们的现实政策，也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和努力的方向。去年7月重庆市委确定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对外资、外贸、外经等各方面都有一系列定性定量的指标描述。
　　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对重庆扩大开放的冲击是明显的，但我们扩大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决心不会改变。一方面，重庆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目前仅有13%左右，与全国60%左右的对外依存度相比，在利用外需拉动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我们正在通过引进跨国公司、引进各类金融机构、推动跨国并购等措施来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目前效果还不错。
　　经济观察报：经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重庆如何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例如突破口将选定哪些领域？
　　黄奇帆：我们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在产业发展方面关注得比较多，除了搞好旅游、商贸、房地产方面的经贸合作外，着力从四大产业领域寻求突破：一是电子产品制造业；二是软件外包产业，包括软件开发、软件测试中心、软件分拨中心、呼叫中心、数据处理和信息处理等业务；三是物流业；四是金融业，包括尽可能多地吸引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吸引私募股权、风险投资等金融类投资，推动本土企业参与国际性资产并购，推进各类离岸金融服务，等等。这些业务，摆在重庆与沿海，并无太大差异，但重庆政策更优惠，金融生态也比较好，对各类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更有吸引力。目前重庆已经是西部外资金融机构最多的城市，很容易形成金融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