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埃尔·雷罗尔 黄荭
　　在文坛的喧闹里见到她，玛丽·恩迪耶（MarieNdiaye）显然是一个内敛的女人，外表安静，内心丰盈，蕴藏着冷静、力量和决心。11月2日颁给她的龚古尔文学奖也好，那些试图接近她的记者也罢、粉丝的追捧也罢，什么都不能让她失去清醒和冷静。在惯例宣布龚古尔奖得主的巴黎德鲁昂餐厅和随后出版其作品的伽利玛出版社，她都保持着那份宁静。一抹神秘的微笑，幅度很小的动作，那种简单而优雅的字斟句酌、接受沉默的方式。
　　就这样，很久以来，或许是一直以来，玛丽·恩迪耶都在追寻自己的道路，仿佛受到一条看不见的直线的牵引。不匆促，不发烧，在任何障碍面前不妥协、不动摇。“带着执着”，她在谈到自己的作家之路的时候这样说道。正因为如此，龚古尔奖颁给她的新作《三个坚强的女人》在她看来“很重要”，用她的话说：“我认为这个奖更多的是奖励二十五年的创作，而不单单是一本书。”她倚在安托万·伽利玛，出版社社长办公室红色的真皮扶手椅的沿儿上时柔声说道。
　　消瘦，穿着黑色长裤和灰色上衣，她看上去比42岁的年龄要年轻。不过她的作品却比其青春的外表要老成得多：十二本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六部戏剧（其中两部和她的作家丈夫让-伊夫·桑德雷合写）和一部与电影人克莱尔·德尼合写的电影剧本，电影将于2010年上映。还不算一本写给年轻人看的小说和她获得的另一个文学大奖——《罗西·卡尔普》（午夜出版社）在2001年获得费米娜奖。
　　对于在巴黎郊区的一幢小楼房里长大成人的她和她哥哥帕波来说，走过的路已经很长，她哥哥成了历史学家，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副教授。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塞内加尔人，当玛丽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之后离开了法国。“平凡”的童年，学习优异，假期在母亲老家博斯度过。但和她考进巴黎高师的哥哥不同，小姑娘拒绝接受高等教育，尽管一切似乎都把她往求学深造的路上推。“本来决定让我去高师的预科班去学文学的”，她回忆道，“但我对此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条路好像是注定的、理想的、几乎是唯一的让我打了退堂鼓。我叛逆的个性使然……而且我也不想参与精英的角逐。高二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想让我参加全国竞赛，我说不，谢谢。”她想要的，全心全力想要的，就是当一个作家，仅此而已。那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少年的幻想，而是一个非常具体明确的现实。1985年，当她还是一名高三学生时，便冒冒然把自己的处女作寄给了热罗姆·林登——著名的午夜出版社的掌门人。林登被她非常自信的文笔打动，当即接受了手稿，以《至于远大前程》为名出版。
　　今天，玛丽·恩迪耶承认对他（林登已于2001年去世）和他的“审稿才华”铭感于心。接下来是其他作品的问世，几次出版周折（她的第二部小说 《古典喜剧》1988年由POL出版社出版，因为林登不愿意原封不动地出版那部作品），但她从来没有做过别的行当，除了写作当作家——哪怕在生活最拮据的时候。
　　一本书接一本书，她的世界变得清晰。人们在她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灵感和语言之美，常常还有充斥着一个虚伪者的疯狂和恐惧笼罩的世界的焦虑。第一次，在《三个坚强的女人》中，非洲在她的作品中凸显出来。尽管她对此深感遗憾，作家感到对她一生中只呆过三周（其中在塞内加尔只呆了两周）的非洲大陆感到“完全陌生”。“当我遇见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法国人的时候”，她说，“我感到他们身上的非洲特性比我永远都不能有的还多。为时太晚了。”几年来父亲音讯杳然，玛丽·恩迪耶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得知自己获了费米娜奖，更别提龚古尔奖了……如果说得奖让她感到开心，那是因为这个奖所带给她的自由。“对我来说，费米娜奖改变了一切，我的书的发行量从1万册升到了8万册，这意味着两三年的自由。对一个作家而言，金钱变成了时间。”成功还带来了其他好处，这是 《三个坚强的女人》让她意识到的。“当我走进一家商店，门卫告诉我说喜欢我的书，这让我很感动，”她说，“这意味着以前永远不可能成为我读者的人成了我的读者。”她补充道：“二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当时，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是小众的，但越老越老到！”
　　至于其他，荣誉和光环，她看得很开。一回到柏林——那是她和丈夫还有三个孩子一起生活的地方，对她周围的人而言，龚古尔奖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注意到“我平时遇到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奖”，“想象一个跟你住在巴黎同一幢楼里的一个德国作家。如果他得了一个文学奖，可能你不会知道……”或许正是这点让她躲过了过多的关注而不受干扰。同样也确保了她的自由。“只靠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她说。和让-伊夫·桑德雷还有他们的孩子一起，玛丽·恩迪耶已经搬过无数次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到荷兰，到法国，到德国。仿佛首先是为了不要让自己沉睡，永远不要生根——不惜任何代价。
　　（原文发表于法国《世界报》，译者系南京大学法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