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彤
采访手记
　　奚志农的“野性中国”办公室坐落在北京动物园长臂猿馆，是动物园赞助的两间小屋。天气很好，采访在办公室外的露台上进行。所谓露台，就是长臂猿馆的屋顶。他拍滇金丝猴出名，结果就在长臂猿头顶办公。呵呵，这么巧。
　　个子高高，脸膛黑红，一看便是常年在野外跑的人，语速却极慢，并不“野”，并且坚持一定要审稿，他并不愿意弄僵任何关系，不然工作就没法开展，教训很多，包括他自己的。他是云南人，知道记者是四川人后，大笑道：“那我们说啥子普通话嘛，我说云南话，你说四川话，大家都自在。”说了一阵家乡话，记者先不自在了，觉得在工作中用家乡话颇“隔”，又担心整理录音的人听起来有困难。他却全无障碍，毕竟他在云南的时间多。更何况，他在工作中说的是鸟言兽语，无关人声。
　　寒暄之后，居然先谈到了孩子。男人通常在工作中不谈孩子，他谈孩子，是在为回云南找个温和的理由。妻子史立红陪着孩子四年级下学期从北京的小学转到大理。在北京的那所重点小学，学生课间不能出教室楼道休息。就这样的学校，家长还花天价挤破头把孩子往里送。大理的教室，左边窗外是苍山，右边窗外是洱海，尽管现在的洱海已经不像他小时候聚集着过冬的野鸭，但下了课，孩子们能自由地玩耍，人不再是圈养。记者非常向往那样的教室，因为聊着聊着就发现，我的孩子也在那所不许乱动的学校。但显然，并不是人人都有胆识把孩子送到老家相对落后但更纯净的环境中去。
　　我们是城市里圈养的动物，令人悲哀，但是事实。
绿色高原
　　奚志农是小时候从大理农村硬塞到省会城市昆明来的，因此变得很内向，连说话也不能说一个完整的句子。他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却与自然界亲近，喜欢动物，尤其是鸟，最早的梦想就是把云南的700多种鸟用相机全拍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拍科教片，当时的摄制理念很落后，把几只还没离巢的小鸟拴起来拍摄，晚上忘了解开绳子，这几只“鸟演员”全部死掉，之后他发誓一定要拍自由状态下的动物。
　　1992年到1995年，他参与云南白马雪山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生态研究项目，拍摄大量照片，遍得国内外大奖。在他眼中，总数不到1500只的滇金丝猴比孔雀和大象更能代表云南。项目刚做完，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100公里的森林，这片森林里有200只滇金丝猴。奚志农急了，四处求助无门，只得通过“自然之友”的梁从诫给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写信求助：“这片原始森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都没有毁掉，为什么一定要毁在我们的手里？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难道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很快，宋健等人做了批示，这片森林才得以留存。这件事被美国《新闻周刊》视为中国环保运动由官方向民间转移的分水岭。
　　这么做肯定会得罪人，他在当地开始觉得尴尬。正好央视《东方时空》组建，他便来做摄像。在云南，他一个月拿200多元工资，在《东方时空》，第一个月就拿到2000元。“天啊！我可以在央视长期干下去，拍我喜欢的动物！”他还和《中国日报》记者史立红结了婚，史立红先后辞去《中国日报》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联络官的工作，一直跟随他全职做环保。此是后话。
　　在《东方时空》，他去可可西里对“野牦牛队”进行了20天的跟踪拍摄，藏羚羊被盗猎的惨象和“野牦牛队”的艰难在公众中引起的反响比滇金丝猴更为巨大。以往的中国环保事业都是自上而下，而滇金丝猴和藏羚羊则是从下而上的全新开始。决心已定，他很快辞去《东方时空》的工作，和妻子把家安到滇西北香格里拉，创建NGO组织“绿色高原”，保护滇金丝猴和滇西北的生态环境。
　　之后的他，一直在帕米尔、秦岭、西藏等地，拍金丝猴、拍藏羚羊、拍马可波罗羊、拍各种各样的鸟儿。拍野生动物的艰苦，怎么想象都不过分，因为动物跟人完全是两个世界，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动物的世界里游刃有余。大冬天，动物有皮毛不怕冷，奚志农就得在野外窝棚里生火取暖，不然就会被冻死。动物能在悬崖峭壁间攀援，奚志农这么做先后跌断四根肋骨，有些至今未能痊愈。
悲观主义者
　　奚志农拍的动物，有着生动的表情和充满交流的眼神。面对镜头，野生动物要流露这样的眼神和表情，除非它们视人为无物。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深入丛林研究黑猩猩几十年，成为著名学者和环保主义者，她认为人与动物相处的最高标准即是：动物视人为无物。
　　在奚志农眼中，人与动物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人越想努力接近野生动物，越适得其反。昆明园艺世博会期间，当地电视台拍摄吉祥物滇金丝猴，出动村民驱赶猴群，有两只小猴掉下母亲怀抱，缺乏经验的人们没有撤退让母猴回来寻找小猴，而是将小猴带进动物园，小猴最终死亡。这次明显的人类失误却被媒体描绘成人类对动物的精心救治。不久后又发生一次类似事件：一个大雪天，人类再次滥施同情，企图用威逼利诱手段将猴子赶进指定地带，失去耐性的村民往猴群里扔东西，摇晃猴群端坐的树。奚志农极力劝阻了两个小时未能成功，猴子最终屈服。他一言不发，怆然下山，随后把这一年多来拍的照片封存。他事后对媒体说：“经验早就告诉我，真正的野生金丝猴群是绝不可能和人保持这么亲密的关系。我却这样视而不见，欺骗了自己，还这样拍摄了那些可怜的猴子好多次。”
　　真正让奚志农伤心的并不是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甚至对人们常识和经验的缺乏也不悲观，而是一个现实：如果相关部门认定发展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那他从事的必然是孤独而绝望的事业。中国的环保状况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好消息是某个保护区又建立起来了，或者北京颐和园里的鸳鸯多了之类，更大的坏消息却接踵而至：“那些平地而起的大坝、面积越来越大的沙漠、从源头就被污染的河流……我不相信要发展就必须暂时牺牲环境的做法，因为很可能还没等经济发展上去，环境就已经彻底被牺牲掉，根本没有‘暂时’一说。”他坦承，现在的工作是否顺利，基本依靠政府部门里个人的支持，缺乏体制的保障，而个人，却是最不保险的因素。他准备回云南的消息传出后，以前支持过他的某领导就“被”提前退休，某些官员怀疑甚至对立的态度使他面临的情况更复杂。
　　野性中国
　　2002年，“野性中国”工作室在北京成立，资金来源是奚志农自己的几万元稿费和奖金。移师北京的原因之一是，他和妻子回到香格里拉后不久，TNC、WWF等国内国际各种知名组织相继进驻滇西北，这里成了热闹的保护区，他们倒显得多余了似的。再有，三年的实践，他眼见NGO组织在中国的生存完全依赖基金会捐款，无法自己造血,而成立工作室，可以努力自己养活自己。野生动物摄影是个烧钱的行当，他认识一位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一年要拍7000个反转片，出10本画册，而他一辈子也没有人家一年拍的多，出一本画册则用了26年。国外有很多杂志和机构需要野生动物图片，而国内，很多野生动物摄影师连生存都成问题。“我是个手艺人，可以靠手艺吃饭，有技术还怕养不活自己？”
　　“野性中国”摄影师团队有了新的加盟者，像原《中国国家地理》的徐健、北大生物学博士王放、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原世界自然基金会宣传官张翼飞等。工作室除了拍影像资料，还有个重要内容就是做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培养中国本土的自然生态摄影师。中国的野生动物影像90%以上靠进口，占尽一切天时地利的央视曾经想过自己来做中国内容，最终也还是放弃。市场太小，大家忙挣钱，有闲心的养狗，钱再多了养藏獒，至于野生动物，那太遥远了。民间当然也有野生动物摄影发烧友，又有钱，跑到非洲、南极，片子拍得精美，但跟中国的环境已经没有关系。颇讽刺的是，动静最大的国内民间野生动物摄影居然是 “华南虎”——逗你玩儿——用奚志农的话来说叫“挑战公众智商”。如果一张年画也能冒充野生动物摄影并成为全民参与的公众事件，这个训练营的意义就远不止于技术上的培训。奚志农甚至还取得了佳能公司的支持，前三届训练营的赞助即来自佳能。当然，佳能公司的贡献还在于奚志农不再纠缠于要拍多少反转片，他在技术上自由了。他自称为记录者而非艺术家，深受数码技术的福祉，不必对胶片一往情深。但在数码之前，他用胶片整整拍了20年。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摄影师阵容豪华、数码技术支持、声誉日盛……但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光是他个人的图片库，至今还没建成，而且各个合作项目的盈余很有限。最头疼的是与各种体制的错综关系。
　　“环境的问题其实是让人绝望的，但还得做下去。我已经扛了这杆旗，就这样走下去吧。”他说。
访谈
　　经济观察报：有人称你是中国唯一的专职的野生动物摄影师，这个“唯一的”准确吗？
　　奚志农：也可以说成是“为数极少的”吧，我们团队也不止我一个人，那我当然不是唯一的了。但毕竟这个领域之前没有人做，我那么多年一直在自己摸索，后面慢慢才看到一点曙光。
　　经济观察报：中国野生动物摄影不发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奚志农：过去那个年代，摄像机这样的奢侈品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摄影肯定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后，老百姓的生活慢慢提高了，摄影、摄像机也慢慢地开始进入家庭。中国摄影爱好者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群体，从设备的昂贵程度上讲，恐怕也是世界第一。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老在北京和云南之间折腾？
　　奚志农：折腾对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时对回去想得比较简单，因为孩子在那里出生，在云南生活可以简单，可以去实现我在电视台的时候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的猴子可以接着去拍了。
　　但地方政府某些官员并不这么想，觉得你回来是要监视他，心里肯定是很防备的。结果在我回去之前，把保护区的老局长给弄掉了，那我就回不到保护区了呀。
　　所以本来想我们夫妻两个人都回到保护区去做志愿者，帮保护区做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完美，结果是，我们和保护林业系统合作不了，那我们只好找什么环保局、什么教委啊，去做中小学老师的环境教育培育。
　　后面紧接着TNC、WWF都在那边设办公室，变得异常热闹。我们没有政府的背景，又没有钱，我们的空间很有限。我的长项是摄影，而不是和人打交道，去做环境教育也不是史立红的长处，更不是我的长处，最后只得又回北京来，毕竟北京是一个包容的城市，而且同盟军很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史立红是北京人,她的生活圈子主要在北京，她很想家。
　　我们在北京待了几年，这下又要回云南去，但“野性中国”肯定以北京为大本营。
　　经济观察报：现在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环保意识强吗？
　　奚志农：以前，工作是分配的，并不是你喜欢环保就去做环保。所以这些职能部门的人很难说环保意识一定强，这只是份工作而已。有一次，我跟一个环保局长去吃饭，居然端上来了野生动物，因为觉得可以滋补啊。不过现在各个部门的官员环保意识有所增强，至少他们嘴上都会说要环保。
　　经济观察报：你们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声音大得能够让上面听得到？或者建立起这种渠道来？
　　奚志农：在大理这边，应该说还算建立了一点渠道，今年一个州委副书记来跟我聊了整整一个上午，很耐心地听了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好的例子。但这种机会很少。
　　我现在的想法是要和有影响力的人合作，再让他们去影响别人。我们的“濒危动物影像计划”被阿拉善生态协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是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记者注）评了三等奖。我跟王石聊了很多，他是个非常有社会责任心的人。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中国企业家已经过了疯狂追求利润的阶段了吗？
　　奚志农：已经有人过了。
　　经济观察报：你们有没有想过跟商业机构合作？
　　奚志农：也想过，但是又没有合适的。我们曾经和一个机构谈过，但谈了半天很多工作还是推到我们这儿，还不如我们自己做。
　　经济观察报：有本《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画册，是一对法国野生动物摄影师夫妇拍他们的女儿与非洲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书，你觉得真实吗？
　　奚志农：那对夫妇我认识，没有不真实的。但在非洲一些地方，有很多国外的摄影队在那边拍野生动物，有些野生动物长期拿来做演员，从小跟人养在一起，跟马戏团的动物差不了太多。我女儿通过望远镜和摄影机的镜头看过不少野生动物，她不可能去摸它呀，都是隔着几百米远，我没办法把她和动物拍到一起。
　　经济观察报：好利来的老板罗红也在非洲拍野生动物。
　　奚志农：他的条件太好了，有钱，有专机，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但他拍的是非洲。我跟罗红聊过中国的情况，但这是人家的个人爱好，我自然不能说什么。
　　经济观察报：你拍野生动物，那你吃素还是也吃肉？
　　奚志农：基本吃素。有时也吃肉。有次我在山上，只有当地的腊肉可以吃。但通常情况下吃素。
　　经济观察报：成天在山里跑，不吃肉体力上有没有问题？
　　奚志农：没什么问题。
　　经济观察报：我和周围的人吃肉，生活方式也比较浪费，平时跟环保人士在一起，我们会觉得有压力。
　　奚志农：怎么会有压力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不是那么糟糕，不是为了考试的教育，我们的道德体系没有被连根刨掉，我们的文化没有被割裂，那每个人都会是环保人士。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话，绝大部分人都会珍惜资源对不对？如果价值取向不是像现在那么可怕，那每个人都是环保人士对不对？历史上都是这样的。但现在有太多不正常的事，所以我做正常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很不正常。
　　经济观察报：你马上要去墨西哥开荒野保护大会，你出去和别国同行怎样交流？
　　奚志农：在这个领域我就差不多成了中国唯一的代表，真不能这样（指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者人数太少——记者注）。去年在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开一个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峰会，我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去参加，还有主题发言。这次去墨西哥参加WILD9（第九届全球荒野保护大会），居然没有别的中国代表参加。给我安排了一个20分钟的发言，太短了，肯定不够我放那么多中国野生动物的图片。
　　我最敬佩的是英国的夏勒博士，70多岁，是大师级，这个年龄和资历可以在办公室里指点就行，但他的大多数时间还是在丛林中度过。我愿意像他一样，一直拍到我走不动为止。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跟别的国家解释中国的环保现状？
　　奚志农：现在用图片说话。中国给外界好的印象是有古老灿烂的文化，但是更多的印象比较负面，比如环境污染严重。尽管如此，很多地方还幸存着，或者说硕果仅存着一些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如果现在我们不去行动的话，可能连这些都留不住。
　　经济观察报：你们想把 “野性中国”做成什么样？
　　奚志农：我们现在主要是与别人进行项目合作，不是单张的照片。我们的框架是建立中国的自然影像库，雄心很大，但是确实是太难了，又没钱。我自己的图片都还没弄好呢。我们不可能纯粹做成像国外的商业图片公司一样，不然我还高举这个环保大旗做什么？我做摄影师就行了，给我的图片找一个代理。现在图片也有在代理的，但不多。只做摄影师，那多简单啊。
　　我何苦还维持那个办公室和一个团队？那没办法，这个大旗你得举着，你必须扛下去，你有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