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从头至尾读完眼前这本《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户》（范晓春/著，中央党史出版社），首先想表达一点批评意见。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该书所参考文献基本都是些现成的著作，原创性严重不足。关于合作化运动，各地有那么多的档案可以发掘，当事人也多半在世，我们的历史学者有时是过于偷懒了。其次，不会叙事也使中国大部分历史学者与西方汉学家形成落差。将各种资料罗列堆积，再一二三四予以分析，还原历史场景和讲故事的能力十分欠缺，不仅历史的细节被淹没，也影响了阅读的快感。
　　不过该书的思路还是很清楚，攫取了30年合作化运动史中的三次“包产到户”风潮，将其放大，用以凸显一个时代的荒谬。读后令人深思，亦感获益匪浅。
　　前一段时间，我去吉林梨树县，钩沉档案，叩访证人，将土改、合作化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海选的历程，大体梳理了一遍，感触良多。较深的一个体会是，今之视昨所感的荒谬，在彼时的话语场中，却有着相当大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前的三次“包产到户”的被压制，其原因固然有权力不受节制的膨胀，但亦有一种迎合了绝大多数民意的理论在被确定为 “普世价值”（这里借用了当下流行的术语）后，导致对通向“真理”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的理解产生了极大的偏差有关。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在1961年第三次“包产到户”浪潮（当时叫“责任田”）中，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报送毛泽东等人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业察看》中反映，安徽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五个统一下达田间管理责任制”，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毛泽东在上面批示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第一次 “包产到户”发生在1957年，被当作资本主义主张批判后偃旗息鼓，两年后再度卷土重来，但再度被作为“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而被叫停。这第三次“包产到户”，虽然是在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的背景下发生的，但对其利弊的辩论，是在有特定问题意识的时代话语场中展开的。有一些原则与方向已成不言自明的普世真理，它限定了政策讨论的可能性空间。
　　以土改和合作化为例，地主富农基本都是反对的，贫下中农大多持欢迎态度。道理很简单，富人被均田后利益受损了，穷人则是天上掉馅饼兼搭便车。因为贫下中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他们一般持欢迎态度，这也和我在梨树的采访相印证。所以说土改、合作化有民意基础应该不会错。
　　前两次“包产到户”，要求退社的，基本以富裕中农、富农居多，他们大半本身是被批判的对象。所以那个时代的认识是，一方面要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意识，另一方面要教育农民，不要为短期内出现的一点问题所遮蔽，要看到合作化长远的未来。毛泽东“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譬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便大跃进产生了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更何况，在理论上，大跃进悲剧有特定的具体理由，合作化未必一定饿死人。
　　1962年，安徽省委通过的《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中，列了“责任田”的六条罪过：出现严重的单干倾向，不少社员私心加重了，不服从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不愿干集体活，不愿帮助困难户；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削弱和瓦解了集体经济；影响国家征购和生活安排；影响按劳分配政策的贯彻；对基层组织起了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在当时的语境下，确实也是有板有眼说得过去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胡耀邦1961年反对“责任田”的报告，就不会有疑惑。
　　现在回头看当年的局限，可以很分明，但身在现实局中的人，往往看不清当下，“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思维模式可能仍存。《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户》让我对一个时代话语场的魔力，有了更现实的理解。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