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锡
　　一走进东坑村口，就听到一阵阵响彻山谷的锣鼓声，还有通过喇叭播放出来的念经声，打破了这个山村的宁静。进村一看，一户人家正在做“法事”，一排二层木结构老房子的中堂前，搭出一个三层高的简易竹架，上面挂着一条条彩色的布带，一个个伞状的布袍，在寒风中左右飘荡。
　　这是一种浙南山村的迷信活动，一般只有在家庭重大事故时才会举办，比如亲人病故、祭奠亡灵等，或者实在是对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一位东坑村的村民说，这场规模很大的法事，是由一位从山西回乡的煤老板举办的，这已经是第二天，“他还在家里，可能是山西那边不太平，他们在祈求‘贵人’帮忙渡过难关。”
一
　　在法事旁边的稻场上，停放着两辆京A牌照的奔驰。屋檐下三位打扮时尚的年轻妇女，和几个长辈低声地聊着家常，时不时看着每个过往村民。当记者走进时，一个妇女警惕地问：“有什么事情？你们是哪儿来的？”当记者提出采访时，她有些惊慌地说：“老板不在家，他很忙的，就不要采访他了。”随后，她们开始保持沉默。
　　东坑村位于平阳西部，户籍人口在1400人左右，常年在村人口只有100余人，他们主要以种植水稻、砍伐山林为生，人均劳动力收入不足万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却走出了三四位名气很大的煤老板，其中一位还是大同温州商会的主要负责人。一位村民说，一个煤老板是村里首富，听说资产达到十几亿元。
　　一位东坑村村干部说，村人均只有三四分耕地，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为了谋生，一批青年被逼远赴福建、宁夏、山西等地打工，大部分人从事工程建筑，其中一小部分人进矿打工。经过二三十年，极个别人开始脱颖而出，从包工头开始，逐步发展到投资煤矿。
　　三年前，投资煤矿确实很赚钱，入股1万元就能分红几万元，总体上是赚得多，亏得极少。村民于是纷纷把辛苦积累的几万元，入股到煤老板那里，“有些人家里没钱，于是就去借钱、借高利贷。”但村民们却很少听到亏欠，甚至血本无归的煤炭投资案例。上述村干部说，碍于面子和关系，亏钱的事情谁也不愿意说，大股东不会去说，小股东也不会说，只好自己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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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山村形成一股煤矿投资热潮。
　　在赚钱的日子里，村里要修路修桥，煤老板都会捐款几万元、几十万元。在东坑村到青街乡的公路上，记者看到两座“捐资碑文”，煤老板最多捐资十几万元。“煤老板对村里的建设帮助很大，”上述村干部说，14日早上，他和煤老板聊起 “村办综合楼”（包括老人院等）建设事情，这位煤老板主动答应愿意出资七八万元，占项目投资的一大半。一位青街乡政府干部说，平时乡里要建学校、建老人院等，煤老板也会主动出资。
　　一位青街乡政府的官员说，自山西推出煤改方案后，煤老板出面就越来越少，之前扎堆的外地牌照豪华车，如今已经很少见到。据介绍，一些乡干部与村民私下交流时，也发现很多居民不但没分红，而且连本也没拿回。“如今乡里搞什么项目，煤老板捐资已经很少，这给乡里建设带来很大影响。”
二
　　从青街乡回到水头镇，需要驱车40多分钟。水头镇，位于温州市西南角，四面环山，是平阳县经济副中心，县域北港地区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因此，在外经商的周边乡镇村民也会自称“水头人”。
　　水头是温州民资在山西投资煤矿的集中地之一。一位水头镇政府官员苏瑾（化名）说，经初步了解，该镇在山西大概有150个左右的矿，预计资金在2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煤矿是从2007年买进的。“一旦处理不当，煤老板损失必将很大，这直接牵涉到上万户水头家庭，镇政府对此非常关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生计，一批水头人进入山西的井巷掘进队伍，他们分别属于苍南县和平阳县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随后在山西境内，各种类型的煤矿，近乎所有新建、扩建矿井的井巷工程都由浙籍施工队伍承担，其中温州人占有90％。
　　1990年代初，煤炭市场纳入市场机制，一些富有市场开拓意识的温州井巷工人开始尝试承包煤矿。那时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山西出现“有煤卖不出，卖出讨钱难”的窘迫，当时十几万元就可以拿下一座年产量10万吨的矿。
　　在这个时代，水头的皮革业开始迅速发展，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之一。2001年，水头镇正式申请到 “中国皮都”的名号，其生皮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2003年产值为38亿元。然而，皮革业在给水头带来上百个百万富翁的同时，其排污给当地和整个鳌江流域（浙江八大水系之一）造成了严重污染。
　　2003年，鳌江污染被列为全国十大企业违法排污案之一，一场轰轰烈烈的污染治理随即展开。苏瑾说，随着政府治污力度的加大，皮革业成本增大，不少皮革商纷纷撤出资金，四处寻找钱生钱的机会。此时恰逢煤炭市场回暖，又加上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各地，以及国家放开采矿权，于是一些人把目光聚焦到山西煤炭。
　　原先的井巷包工头，摇身变为万贯家财的煤老板，这样的消息迅速传回温州。巨大的利润空间，使得煤矿投资犹如一块巨大磁铁石，深深地刺激着水头人的神经。在亲戚、朋友的联动下，一部分水头的皮革资本加速流向煤矿。
　　2007年以来，山西煤改加速，很多老板意识到危机即将来临，投资开始减速。“影响肯定是很大的，”苏瑾说，煤矿是水头商人在外投资的主要产品之一，如果在2007年之后买进的，那现在基本上都会亏损；之前买进的，那状况会稍微好一些，但也面临亏损压力。“现在煤老板都很担心，他们的资产在当地难以得到保护。”
　　在采访中，煤老板往往闪烁其词、退避三舍。一位煤老板说，他们现在很担心，一旦媒体曝光后，会带来打击报复，毕竟在那里还有资产项目。
三
　　一位水头东川步行街的商户忧虑地说，他周边也有一些亲戚、朋友用民间借款去投资煤矿的，“现在他们苦不堪言，不但要接受血本无归的投资事实，同时还要承担高额的利息，生活质量已经明显受到影响。”
　　苏瑾说，煤改是大趋势，他积极拥护支持，但山西在采取手段、具体操作上欠妥，已经影响到水头上万户家庭。于是一些村民担忧，今年水头这个春节不好过，煤矿投资纠纷会明显增多。“不会像外界所说的那么夸张，”苏瑾说，这与当地金字塔式的融资架构，以及多年形成的投资氛围有关系。
　　一般来说，煤老板的一些亲戚、朋友，是最为核心的“大股东”成员。大股东又会发起自己的亲戚、朋友、邻居等入股，形成一层规模不小的“小股东”。小股东又会发起亲戚、朋友等入股，形成最外围的一层“小小股东”。同时，在管理方式上，煤老板对大股东负责，大股东对小股东负责，小股东对小小股东负责，层层链接、聚沙成堆，撬动了山西的煤矿市场。
　　一位水头商户说，只要知道有人有好项目，就马上有人来跟你说，让我打点钱吧。于是就会50万、100万的汇聚起来，多的几千万，少的甚至1万、5万、10万。仅仅几个星期不到，投资人就能“招股”到上亿元的资金。
　　这种投资方式当地人俗称 “搭股”。苏瑾说，在融资链条中，大部分人连纸条字据都没有，甚至不知道项目在哪里，凭借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誉。每年春节煤老板回乡，会主动对股东进行分红，但不会公布经营业绩，至于分多分少，仅靠煤老板的良心。这种投资氛围，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秩序。
　　苏瑾说，对水头经济来说，投资煤矿“弊大于利”，最直接的危害是掏空当地产业资本。一些做实业的老板开始三心二意，或多或少参与了山西煤矿的投资。“这个赚钱速度多快呀，很多老板开始对实业丧失了兴趣，这让我很担忧。”
　　同时，活跃的回笼资金，又加速推进房价飙涨。据当地人介绍，水头东川步行街一间四层楼、建筑面约200平方米门面房，市场交易价格在200万-300万元，二中北路上一间门面房高达300多万元。今年，该镇放出几个住宅地基，起拍价40多万元，结果最高拍出88万元，价格之高令人瞠目。
　　房价越高可以向银行的贷款就越多，对外投资所需资金也就越大。一位煤老板说，水头90％以上的房子都有银行抵押贷款，其中50％以上与山西煤炭有关。
　　苏瑾说，他现在很关注，一旦投资煤矿不行，民间资金将会流向何处。据他初步了解，煤矿相关产业、房地产业，极有可能成为水头煤老板的主要投资方向。“前几天，四五个煤老板向我打听当地的地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