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鲁迅对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处境，曾经有过一个鲜活的“铁屋”比喻。好比大家都被关在一个无论如何打不破的铁屋中，屋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沉睡着，偏偏有一个人醒来了。醒来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铁屋困境，发现大家不久之后就都要在铁屋里闷死了，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大吵大闹把所有人都叫醒，还是宁可让其他人安安静静走向死亡，自己承担了解悲剧的痛苦？
　　这是鲁迅，这是鲁迅特有的悲观。不像其他更年轻些的文学革命同志，鲁迅对自己所做的事，从来没有十足的自信与把握。救国很重要，启蒙很重要，可是如果这个国注定是救不了的，那么启蒙唤起那么多人的意识，不只是拖他们一起来承受痛苦，剥夺他们本来可以浑浑噩噩活下去的“幸福”吗？
　　听了鲁迅的铁屋困境问题，天性火爆乐观的钱玄同很直接地给了回答：当然要敲锣打鼓尽量吵醒所有的人，越多人醒来越多人一起努力，谁知道铁屋一定不会被打破呢？
　　少年时，第一次读到关于“铁屋内的呐喊”的争辩，我心底默默地回答，跟钱玄同一样──当然要把大家叫起来。不过，我却没有像钱玄同那么乐观，或者该说，没有钱玄同那么大的野心，毕竟鲁迅设定的前提是──无论如何没办法从铁屋中逃出，不是吗？带点童稚天真，我想的是：就算逃不出去，更多人醒来一起打，至少可以打出一点小窗口吧？让空气进来，不会那么快闷死，更重要的，那就可以透过窗口得到一点光亮，而且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虽然有限，却必定变化的风景。
　　会这样想，因为那个年代，我对鲁迅的铁屋比喻，有着强烈的感应。我清楚感到自己也好像活在一个铁屋里，一个封闭管制的社会。很多事不能做，更多事不能知道。那个时代，在威权下，一切都有严格规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那样的环境对我而言，正像一座铁屋，铁屋提供了我描述自我处境的最佳形象。
　　我是个在铁屋里长大的小孩，自己那么微小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在铁屋上打破出路的。然而，还好，我活着的这座铁屋，不是完全封闭的，没有可以开的门，却有一扇一扇小小的、透着微光的窗口。
　　那些窗口，就是我读到的一本本书。这些书，来自不同时代不同传统，但却都教我同样一件事──如何抗拒标准答案，不用学校与社会提供的标准答案，来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我读李白的 《行行且游猎篇》：“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巧。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哨，半酣呼鹰出远郊。弓湾满月不虚发，双苍并落连飞削。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手下帷复何益。”心中生出对于一种陌生生活形态的高度好奇。
　　也读 《短歌行》：“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览六龙，回车挂伏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流光。”大为惊异李白奇想的规模，明知时间之洪烈汤汤，连神仙都抗拒不了，却立愿追求倒转太阳，用酒贿赂驾时光之车的神龙，放弃富贵只为了停驻时间。同时也被他使用文字的奇险大方彻底征服了，为什么他能自在写出“白日何短短”、“大笑亿千场”这样简单无修饰的句子，却让人丝毫没有庸俗的感觉？
　　差不多同样时间，我也读到了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面，将手指在蒙了雾气的车窗上轻轻一划，本来想要擦掉薄雾，结果却擦出了一双眼睛。从物理现实上很容易理解，那不过就是雾气擦开后，车窗玻璃上刚好反映出旁边站着的乘客的眼睛，然而在那样的雪境中，奔走在雪国的火车上，这样的景象却引发了对于人与人关系的特殊幽微想象。
　　还有川端康成的掌上小说，不只是篇幅短小而已。那些小说故意放掉了一般小说理所当然该交代的事件核心，偏偏挑选看似无关紧要的边缘情境，轻轻带过，重者轻之，一切归结于似知似不可知幽微暧昧，呈现出人生另一种因无从掌握而来的庄严与深刻。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书，其他的文学作品。每一本书，都是一扇窗，透出熹微光亮，或冷或热，逗引我凑前张望，望出去，一片片模糊但必然新鲜的景象开展着，我还是我，作为一个在台湾长大，哪里也去不了的少年，没有改变，然而，有着这些微光与众多模糊风景陪伴，活在铁屋里就不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铁屋成了我的感官基地，从这里出发，用心灵接触文学，骑在文学的翅翼上，进行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想象飞翔。
　　（作者系台湾作家、专业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