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对奇幻东方的想象总能造就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文学。18世纪末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一个夏夜的农庄里，在鸦片烟的帮助之下，写下了震古烁今的诗歌《忽必烈汗》，而对于当今最杰出的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来说，文学上和心灵上的东方之旅开始于20年前一通邀请他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电话。
　　时至今日，克劳斯瑙霍尔凯依然准确地记得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刻，那也是一个夏日的下午，1989年的8月1日。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奇妙的瞬间，它们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没有任何预兆，那是一种犹如来自异世界的声音：“你愿意在两周之后和我去乌兰巴托参加一场会议吗？”“乌兰巴托”这个名字像一句咒语，它激使克劳斯瑙霍尔凯不假思索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虽然他接下来要凭借一张地图才能明白这个漠北古城在地球上的位置。
　　飞机载运着克劳斯瑙霍尔凯和他的朋友来到了乌兰巴托，那是一场奇迹之旅，接着他们沿着当年成吉思汗大军的足迹坐火车穿过戈壁，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北京。在痛饮了几杯中国特有的高烈度白酒之后，他们在这座古城里四处游荡，犹如几百年前来到这里探寻东方之谜的传教士。他们没有翻译，看不懂满街的象形文字，也听不懂这种像歌曲一样抑扬顿挫的语言，但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们与普通人开心地交流。在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异乡人看来，这里一切平凡的生活图像都变为了神奇的景观。
　　“我们从今天开始都用筷子吃饭吧。”一回到欧洲，克劳斯瑙霍尔凯向家人大声地宣布。他开始收集有关中国的一切信息，他发现《道德经》在匈牙利一共有13种译本，但每本都创造了一个单独的意义世界。他开始迷恋中国的一切，包括京剧、江南的山水与园林、少林寺的和尚以及传说中李白和杨贵妃的恋情。这种对中国的狂热爱恋只有在伏尔泰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中才能发现。或许这是一种异文化带来的震撼，他重新构造了一幅中国的画面，那是一个与他的祖国不同的、有着几千年文化连续性的国家，是世界上仅存的仍能激发人类想象与美感的地方。不过任何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脆弱而危险的浪漫化。
　　这种崇敬遥远异国的冲动源自于对本国的深刻失望与沮丧。克劳斯瑙霍尔凯出生在匈牙利的久勒，那是一个为吸血鬼和狼人的传说所缠绕的偏僻乡村。而在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僵冷的政治现实令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当时他已经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撒旦探戈》，那是一部讲述一个集体农庄在毁灭前夕人人困惑与失落的小说。他和他的朋友、导演贝拉·塔尔因为不能将这部作品改编为电影而深深苦恼，由于这部作品敏感的主题，它遇到了无法跨域的政治限制。当然，等政治自由实现之后，克劳斯瑙霍尔凯和贝拉也会发现，金钱才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
　　1989年匈牙利的剧变并没有给克劳斯瑙霍尔凯带来多少兴奋与欢娱，虽然他在那两年之前就已移居到了柏林，免遭迫害，但他对旧体制崩溃之后的祖国给予了同样严苛的评价。在他看来，在那个转折性的年份之前，匈牙利人的遭遇是军警、惩罚、禁锢与囚笼，在那之后，失落、物欲、幻灭与苍白成为笼罩一切人的悲剧。我们也许很难找到像克劳斯瑙霍尔凯这么悲观失望的东欧人。“我们再也不去想过去的那些事了。”在其他的东欧人以欢快的语调这么说时，你感受到的是一种明快的希望，但克劳斯瑙霍尔凯在这么说时，他表达的是一种鄙夷与迷茫。他提起他与一位匈牙利邻居的对话。“你还记得吗，20多年前我们还在这里一起排着长队买限量供应的香蕉呢？”他问。“哦，是吗？我完全忘了，怎么还有那样的事，不可能吧？”对方反问。人们的回答就像是被揭了旧疮疤一样痛苦，遗忘造就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似乎也带来了幻灭与犬儒。
　　也许这正使克劳斯瑙霍尔凯将中国选择为他新的心灵归宿。他在1991年来到中国各地走访，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遇到的所有人的形象，包括一位居住在非常狭小的窝棚里、早起洗脸的农民工，在交谈中，克劳斯瑙霍尔凯发现他是一位非常聪明而有见识的人。他还记得当时在夜晚的列车上遇到的一位工程师，向他讲述了在荒僻的深山里修建水坝的故事，在他看来，那是人力所无法完成的神迹。他向遇到的所有人询问两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李白？”“你会背李白的诗吗？”所有人对他的询问也千篇一律：“你从哪里来？”“你做什么工作？”“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关注金钱的表象揭示的是一种单纯与善良。
　　但克劳斯瑙霍尔凯头脑中构建的过于理想化的意象，很快被现实冲击得体无完肤。他1996年另一场充满期待的中国之旅以沮丧与幻灭告终，虽说这次他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来沿着李白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行走，但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或者说发现了被过去的自我幻想所遮蔽的真相。他看到了肮脏的江河、售卖可口可乐的佛寺、以俗艳的方式“翻修”的古迹、拉着游人兜售纪念品的和尚、以摇滚乐为背景的武术表演，以及炫耀豪宅与汽车的中国作家。据他的一位中国朋友的记述，西安酒店里连夜不停的按摩小姐的电话气得他用德语破口大骂。虽然面对记者的追问，他一直不愿对中国有过度的批评，而似乎更乐于贬低自己的祖国，但他回国写的第二本有关中国的书透露了他的心情，那本书的标题是《天空之下的毁灭与哀愁》。
　　虽然克劳斯瑙霍尔凯说过“再也不想来中国了”这样的气话，但他还是常常来到这里，也许是要寻找新希望的证明。塔尔根据他的作品拍摄的电影 《撒旦探戈》得到了北大学生的喜爱，也让他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改变。这一次为了参加由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 “2009中欧诗人作家交流”活动，他再次来到了北京。
　　他的身上堆满了荣誉，他的好友、已故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称他是当今匈牙利最能激荡人心的大师，让人想起果戈理和麦尔维尔。美国作家塞巴尔德则称：“克劳斯瑙霍尔凯描绘的景象就像果戈理的《死魂灵》一样具有普世意义，相比之下，所有当代作品的人文关怀都大为不及。”但他毫无自矜之情，他的语调和缓，表情和善，甚至因为对自己的英语不自信而有些羞怯。在采访中，他的双腿一直交叉在一起，那是一种面对笔记本与录音笔的不安。但当他戴上一顶黑色的礼帽，穿上大衣走进北京街头的寒风时，他就恢复了原貌——一个冷峻而苛刻地审视全世界的人，一个抵抗一切的人。
　　同来中国参加此次典礼的波兰诗人莱贝达与捷克作家哈维尔与克劳斯霍尔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莱贝达讲述了他的许多中学同学如何在沉闷压抑的生活逼迫下自杀，哈维尔则谈到他如何因为参加反政府的活动而入狱。对于1989年前后的改变，他们是爱恨分明的，而克劳斯瑙霍尔凯则一直保持着他近乎绝望的悲观。旁人也许可以将此理解为愤世嫉俗者的故作姿态，但所有真诚的人对现实的认知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即使是一个抵抗一切者的认知。毕竟，愤怒与批判的价值永远高于附和与赞扬。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很喜欢中国，但你的小说《天空之下的毁灭与哀愁》，似乎对中国充满批评。
　　克劳斯瑙霍尔凯：因为我内心里存着一个问题。2002年我拜访了历史上南宋王朝的中心地区，即上海、杭州等地。我发现与我上一次访问时相比，中国变得更自由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来经商赚钱。但是我觉得太过了。我无法忍受人们为了挣钱就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变得如此匆忙。我看到很多古老的遗迹，包括佛寺，而在发展旅游业的狂潮之下，几乎每个寺庙都设有了餐馆，但餐馆的建筑风格与整体氛围完全割裂，毁掉了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为此感到痛苦，这个新的中国正在逐渐失去它古老的文化，只剩下我这样的人还为这些古老的东西感兴趣。但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能感受这是一个有着连续历史与传统的古国，而欧洲的历史总是存在着许多巨大的断裂，尤其是东欧。现在的人们拼命遗忘过去的阴影，这让我感到生气。
　　经济观察报：你不觉得在1989年之后匈牙利的情况确实有所改善吗？
　　克劳斯瑙霍尔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1989年之后，人们想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新世界。我当时是唯一对此表示质疑的人。我问道：我们怎么能有这样的希望，人并没有变化啊。在柏林墙倒塌前和倒塌后，匈牙利的人是一样的，人性也是一样的。我无法相信这些旧人能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匈牙利。但我的言论引来了很多愤怒的反击，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匈牙利将成为天堂。
　　经济观察报：但经济确实摆脱了停滞，而发展起来了，人们变得更富有了。
　　克劳斯瑙霍尔凯：经济发展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在实现自由的第一天，我们为新鲜空气而开心，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当我们试图构建一个自由的新世界时，却发现力不从心。因为这里都是一些从病态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旧人。他们也许会为此羞愧，他们最琐碎的理想就是多挣一些钱，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钱，这就像一个老鼠屋，老鼠在里边不停地跑，速度越来越快，但不知道要跑到哪里，没有目标。
　　这是一个令人羞惭、困惑的时刻，不仅在匈牙利，东欧各地都是如此，原始而物欲横流。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很痛苦，没有房子和汽车，但他们有理想，相信某一天自由世界将会降临。20年后，自由世界实现了，我们坐在有很多电视的豪华房间里，家里有三辆汽车，银行里有存款，但我们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我们失去了梦想。所以人人都变得贪婪，争夺资源和财富。最糟糕的一点是，在东欧国家，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行为也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很聪明，更懂得如何获得力量，很有钱，但他们同样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梦想。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中国的情况？
　　克劳斯瑙霍尔凯：我希望中国不会这样。我希望你们记住一点，今天做的事情将决定你们的未来，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今天的情况。不幸的是，我们东欧人发现这一点太晚了，就导致了现在的状况。当自由时代突然到来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来改变现状，假如做错了，就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不了解中国，但我热爱中国，我希望你们每天检查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经济观察报：你的作品能改变现实吗？
　　克劳斯瑙霍尔凯：知识分子能影响民众么？我不这样认为。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影响人，但我不相信能做到。因为文学和整个文化都已失去了威力，市场和媒体的力量，已经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我只希望我的作品能带给读者一些小小的思想革命，改变他们的生活，这种物质化的生活实在是太低级太乏味了。
　　经济观察报：市场的扩展确实毁灭了很多东西。
　　克劳斯瑙霍尔凯：不是很多东西，而是所有东西。今天的世界不仅是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与过去几百年间的资本主义都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具体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但至少在过去30年里，世界的基本形态改变了。这种新的全球化世界毫无疑问是很好的。你作为一个记者和我谈话，我希望你做出你自己的报道。但现实中呢？你可以在任何一个街角买到关于我的报道。这个系统运行得好得难以置信，你想买关于我的报道，市场就会给你，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切。但你不能攻击这个体系，你不能战斗，因为战斗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你的战斗马上能转化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就是地狱。
　　经济观察报：还有希望吗？
　　克劳斯瑙霍尔凯：这个体系运行得极其完美，你无法攻击它。唯一的希望是这个系统自我毁灭。我相信它肯定会走上这条路。但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马上会转化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经济观察报：在历史上欧洲充满战争，还有瘟疫和各种灾难，而现在我们至少有了和平，有了科技进步，许多疾病不再为害。你不认为人类的境况有了改善，你认为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地狱里？
　　克劳斯瑙霍尔凯：是的，这是一个运转得极为完美的地狱。好吧，既然你提到了和平，我们就来看看欧洲的和平吧。当然，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仍然有前南斯拉夫的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在那场战争期间，我就在萨拉热窝，我是追随苏珊·桑塔格去的。桑塔格是当时唯一一个觉得必须前往战区，前去带给当地民众一丝希望的西方知识分子。那对我来说是个很艰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目睹过战争，而波斯尼亚战争是尤为肮脏的。在萨拉热窝的时候，一想到西欧各国和美国的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来阻止波斯尼亚发生的残酷战乱，我就觉得难以忍受。
　　我们当时坐在萨拉热窝的房间里思考这场战争，炸弹在远处砰砰作响，所有人都觉得，这场战争将会永远打下去，而就算有和平，（拿一张纸盖在杯子上），和平也只是上面这薄薄的一层，在这一层和平的表象之下，战争还在继续。这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状态。整个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永远战乱不断的历史，有时我们停手不打了，那样的时期就被称为和平。在欧洲，我们很高兴有50多年没有经历战争。但欧洲的历史有几千年，中国亦然。人类的自然生活状态是什么，是和平还是战争？如果我恨我的邻居，我嫌他太吵，或者太不讲卫生，真不想和他做邻居。那么这是和平吗？不是，这是战争，虽然这只是一种很小的伤痕。我不会对你开枪，因为你是我的邻居，但我恨你，我想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这种恨是一种和平的行为吗？不是的。这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无处不在，你恨你的邻居，你对他感到愤怒，在父母死后，兄弟之间为争夺房屋而争斗，这是和平吗？不，这就是战争。
　　经济观察报：你对诺贝尔奖怎么看？
　　克劳斯瑙霍尔凯：不仅是诺贝尔奖，我认为几乎所有的奖都是艺术最危险的敌人，就像毒药一样。因为成就会毁掉一位艺术家，诺贝尔奖尤其是一种摧残。我认识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如匈牙利人凯尔泰斯·伊姆莱、本届得主赫塔·穆勒等，他们都感到很难受。因为他们总是遭到媒体的穷追不舍，以至于他们无法写作。他们还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人类的行为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艺术家，而痛苦总是会帮助艺术家，成就则会毁掉所有艺术家，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