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近段时间，北京大学公布39所中学校长具有“实名推荐权”再次将“教育”推向风口浪尖。此次北大不顾中国国情，盲目仿效国外，如果推广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端和危害有目共睹，却屡禁不止，深层原因不外乎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目前，高等教育在中国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必然会向中小学蔓延扩展。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初中再到重点小学，最终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负起沉重的学习负担。
　　在现实条件制约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均属长期“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机会。北京大学“授权”39所中学，将使原本不公的中学教育资源分配更加不公。因此，人们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来淘汰多数、选拔少数使之享受优质教育。可以“举荐”，如家庭出身、家长权力、本人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完全作为一种产业；甚至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制也有种种弊病，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考试制的弊病，因而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不受各方干扰和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招生权，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中国的大学、中学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是现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也会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的权利。
　　如果真想以“推荐”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这实际上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即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化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便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 “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出的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教育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所以，“教改”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单兵突进。十几年“教改”经历证明，执意“教改先行”的结果只能是越改越坏。现在，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追求更好”，而是怎样“防止更坏”。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