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隽
　　11月中旬的北京冷得厉害，当大巴驶入宋庄的时候，同行的记者们在起雾的冷空气里依次看到了画框装裱店、刷着红漆的精神病院、墓地以及北京当代艺术馆。这番突兀的景象很快便因为一场展览的开幕，将所有人拉回人间，拉回到熟悉的圈子和城市化的氛围中——红毯、现场演奏的小提琴手、冷餐台、咖啡与红茶、不停交换名片的人群与当代艺术作品。
　　站在会场里，我想到了1994年的那场由著名批评家联手策划的提名展。没有乐队红毯，但有日后拍得千万价码的大腕的作品，那次展览，也算得上是他们“初级阶段”的亮相。
　　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当代艺术，刚刚对“市场”两个字有了模糊的概念，不会有人预计到，以范迪安、栗宪庭为主要成员的批评家，正在将默默无闻的曾梵志、罗中立、周春芽等人推向一个崭新的平台，一个更接近于梦想，或者更接近于现实的平台。他们日后的身价，在各大拍卖会上的精彩表现，谁又能说，不是得益于这些展览的推动呢？
　　从这一年开始，以展览为途径，批评家无意识地进入了“推手”的行列——以往发表评论的他们，开始有选择谁的作品出国展出的决策力。点石成金有些刻薄，不可否认的是，被“钦点”到的艺术家，似乎都先行了一步，更早的接触到了西方的艺术经纪人与收藏家，也更早的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杆之一。
　　这一场名为“领升”的批评家提名展，也是将选择权交给了批评家，策展人退居幕后。他们希望由年轻的批评家提名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作品，在新鲜的视角发掘下，找一找中国当代艺术的新面孔。策展人管郁达说，不要一提到中国当代，就是那四大天王几大金刚，我们来看看年轻人，看看在这个领域是不是有多元化的可能，然后从这些可能性中间尝试寻找到一些共性，和未来的方向。
　　找方向实在是一个大课题，似乎不是眼前这几十幅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就能够完成的。能确定的是，这些前些天还令大家陌生的艺术家，此展之后势必会被一部分人记住名字，记住作品，至于他们什么时候也能像上世纪90年代初期获得提名的前辈那样在市场上有所反应，会否会中国当代艺术开启新的窗户，还需要大把的时间来观望。
　　杜曦云是策展人赵野推荐给我的一位批评家，很年轻，戴着黑框眼镜像还在读研的学生，他认真地回答我关于提名标准的问题，当一连串由“自我表达”、“对当下社会的反思”、“文化深度”等词汇穿连起来时，我想这算是一种仍然纯粹的评定艺术的态度，认真坚决。但当我问到，这些展出的作品会不会在一两年内获得市场认同，拍得好价钱，他说，也许不需要两年，也许很快。
　　这回答令我意外。有“当代艺术之父”之称的栗宪庭曾说，“我前期发现了这些新的艺术家，做一些展览，但是他们进入市场之后就跟我无关。我从不关心他们的画卖了没有。”现在看来，年轻的批评家的确看重艺术品蕴藏的文化价值，但是很显然，他们也不回避这样的提名会给艺术家带来市场，毕竟在现在的环境下，进入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也不会是艺术家所排斥的。
　　所以，“与市场绝缘”这样的评价，对批评家来说，其实并不中肯。我们不能回避的是，这些关联性使得批评家的权力在无形中强大起来，他们的评论从客观的角度赋予了艺术作品伟大的意义和高尚的精神，实质上，也赋予了他们被媒体认识、被公众认识、被圈子内的买家认识、被市场认识的机会。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选择可能改变一个艺术家的命运，也可能改变一个年龄层艺术家群体的命运，也许，我们会在明后年的某一场拍卖会上看到今天在“领升”获得展览机会的作品，而不是在寒冷的景象突兀的京郊，在咖啡来不及烧热就被匆匆过往的参观者端走的展览上——只是希望到时候，这些作品是一杯到达沸点的开水，充满价值和意义。